一种奇特的书写符号——“鲁班字”

土家族地区木匠这一行业中通用着一种主要用于土家族民间房屋建筑上的奇特的书写符号,木匠们将其称为“鲁班字”。其书写方法、读法及使用范围都极为独特。“鲁班字”应该是一种“土俗字”,其产生时间最迟不晚于明清时期。其创造人就是无数土家族能工巧匠。     

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简论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初封建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本文从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指出土司制度下的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同时指出明末清初生产发展下出现的土地私有是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转化的重要原因。     

文化生态视域下湘西土家织锦的文化解读

湘西土家织锦色彩艳丽、构图巧妙、图形极富特色,应用到湘西土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湘西土家织锦以实物提炼、神话想象、生活情景以及直观的图形和文字为表现形式,在土家族的生活中扮演了御寒装饰、亲情传递、美好象征和宗教信仰等社会功能,具有图形抽象性、民族代表性和传承稳定性的文化特征,传递着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信仰风俗,在其艺术设计中融入民俗习惯,体现土家族喜“斑斓五色”的审美意识。湘西土家织锦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湘西土家族重要的文化载体。     

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

自从秦设郡县以管理地方 ,封建地方行政体制得到不断的完备。宋代转动使路的设置是这个完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它是元代行省制度的前身。转动使为转运使路的长官 ,由于官制改易 ,事务繁简不同 ,政局变化及战争等原因 ,在北宋的设置情况比较复杂 ,常见的有转运使、都转运使、权及权发遣转运使、随军转运使等。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 ,转运使的品秩要求、员额配置、基本职能等情况有很大变化。反映了转运使制度在北宋逐渐完备的过程 ,以及以后行省制度初露端倪的一些情况     

政府协作治理水污染问题探析

为了解决流域的整体性与地方政府区域化治理之间的矛盾,流域污染中的跨区协作逐渐增多,流域综合治理成为主流趋势,然而河流污染情况依然严重。法律法规中有关政府间协作治理的内容规定较少,流域治理的法规中关于政府协作可操作性规范有待完善。多地通过协作协议的方式实施政府间协作治污,但是政府间协作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明,协作协议法律拘束力不足。水污染纠纷发生后,解决途径有限且缺乏法定的最终解决手段,导致纠纷解决容易陷入僵局。需在完善协作治污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流域管理机构的流域综合管理、协调职能。通过明确协作治污协议的法律性质,完善协议中执行条款、责任条款以及监督条款,增强协作协议的法律拘束力。同时,应拓宽水污染争议的多样化纠纷解决渠道,以促进政府间水污染纠纷解决效率的提高。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优化路径探析

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既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处于起步阶段,参与承接行动的社会组织较少;其承接方式主要以定向委托为主。现阶段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对促进自身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型、节约行政成本、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在承接行动中,社会组织自身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经费不够、管理不善等问题;而政府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合理、放权观不正等问题。如此,推动社会组织加强能力建设与政府更新观念、创新体制机制仍是当下的任务。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政治秩序变动与区域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改土归流前后湘西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考察

自宋元至明清,随着土司统治的确立及改土归流的实施,湘西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剧烈变化,并对该区域的社会生活变迁产生了多方面深刻的历史影响。改土归流是湘西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由分散割据的土司统治转化为封建王朝统一的国家统治,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主体、社会生活内容及质量、社会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区域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主体性、结构性、社会性明显改善。改土归流对湘西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影响,折射了区域政治秩序变动与社会生活变迁的互动关系,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蕴义。     

风俗变异的心理阐释——“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突变现象研究

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突变，这在人类风俗史上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范例。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心理根源进行探讨，认真地分析了导致这一风俗突变现象发生的主导方面的政治心理动因和接受群体方面的心理动因，并认为，当人类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力量影响下，情感、观念、意识等方面发生转变后，其风俗就有可能发生范围及程度不同的突变现象。     

公众参与悖论与空间权博弈——重视邻避冲突背后的权利逻辑

当前,持续爆发的邻避型环境维权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抗议公众“俘获”政府决策,造成的“公众参与悖论”,极易导致各方利益“多输”、政府公信力遭疑、民主程序并未因此重建、地方发展失去宝贵机遇的困局。在多元利益格局、公民意识崛起、公信力危机的情境下,利益公众、地方政府、市场和广泛大众对有限的空间权,及其附着的经济权、环境权、政治权的争夺和碰撞是这一困局的本质归因。为治理这一困局,管理部门需要重视邻避事件背后的利益和权力逻辑,“适应性治理”是回应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尊重已有空间权利格局,保障各方正当权益,预防和化解邻避危机的重要途径。     

试论宋代令史的选拔和迁转

宋代令史是分布于三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的文吏,品秩不高,基本介乎官吏之间.令史的来源较为复杂,除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朝臣等子弟亲属外,还有部分来源于地方文吏.与前代相较,宋代令史升迁较为容易,补官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令史的迁转途径很多,中央机构的主事令史、令史、书令史只要任职年满,勤恪无过,稍作考核,通过者即补为官.中央机构令史、书令史数量较多,其升迁又较易,除补充到中央机构外,还有一部分补充到地方各个机构.     

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

北宋人通过与辽朝的长期交往,已经认识到辽朝的社会面貌与以往纯粹的中原城国和北方草原行国不同,是行国和城国兼有,且以行国特色最为突出。其政治中心不是契丹皇帝四季迁徙的捺钵(行在、营盘),不是有城郭宫室的上、中、南三京,也不是皇帝直属的特殊集团组织行宫(斡鲁朵、宫、宫卫),而是一年之中有规律迁徙移动的以契丹皇帝牙帐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在称谓上,他们多是借用了历史上中原人对北方草原行国政治中心的称呼。     

论丰惠名人辈出的原因

丰惠多名人的原因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丰惠盆地乃通道式盆地 ,在晋室南移、宋室渡江后 ,不少名门望族移居丰惠 ,构成深厚的家族渊源 ;丰惠人沐浴在吴越文化中 ,勤诵读 ,尊师友 ;相对落后的经济又促使丰惠人走出丰惠 ,在广阔天地中锤炼自己。丰惠人借丰惠盆地两端通口不断吸纳先进文化 ,与自身的优良素质融会贯通 ,又借通口走出丰惠 ,在广阔天地中发展自己 ,成名之后 ,名人育名人 ,使丰惠成为真正地灵人杰之所在。     

中国古代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和政区的“由虚入实”——以州制为例

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常通过设立中央监察派出机构来加强对地方一级政区的控制,但随着监察区机能的转变,这种监察区即虚设政区就会转化为新的政区实体,而监察区机能的转变又是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政区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前提的,它们一起推动着地方一级政区的不断嬗替和政区的＂由虚入实＂。汉末魏晋南北朝之州、唐末之道、宋之路等地方一级政区就是由这种监察、转输等派出机构转化而成的。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北魏鄯乾、鄯月光、于仙姬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从洛阳出土的西域鄯乾、鄯月光和于仙姬墓志可知:北魏王朝使鄯善王"世君西夏",任鄯乾为"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和"征虏将军安定内史"诸职。于阗国主女于仙姬远嫁文成皇帝,居魏宫七十余年,死后陪葬"西陵"。车师前部王长子与其妻鄯月光流寓洛阳,死葬北邙。这些正是北魏时期西域诸国"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万有余家"的历史佐证。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

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有两方面主要差别 :一是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 ,二是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 ,它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铸钱管理。这些机构虽历经变化与反复 ,但在大部分时间里 ,宋代兼管铸钱的路级机构不只一个 ,甚至在某些具体环节上 ,也有一个以上的路级机构兼管。这种变化与宋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 ,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分不开的。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北宋建国以后,为了选拔人才,专重科举,而教育不兴。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批士大夫纷纷提出变法革新,范仲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范仲淹对我国古代教育所作的责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