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生成与式微

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在当时中西方政治矛盾尖锐对立、而港英政府采取“无政策”的政策的背景中,香港的文学语境既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是相对开放与自由的。这不仅要求作家具有较敏锐的政治视角,而且也为其创作思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此时的南来文人满怀被放逐的失意,在文学中展开了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梁羽生与金庸因家变等因素亦产生类似的心态。种种原因加之一定的“触媒”作用,他们终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但这一小说流派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移民政策在汉中军事争夺中的演进——以战国秦汉三国时期为例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战争多发期。作为战略枢纽的汉中,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军事争夺的焦点。在对汉中的争夺中,各军事集团经常将强制性的移民政策作为主要手段,以赢得战略主动权。这一政策的普遍运用与此时期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作战地域不断延伸、人口数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亦对战争的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该时期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移民政策的精准实施,对于增强各军事集团的战斗力,巩固防御、保障战争后勤供给、削弱对方实力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中印古典“韵”论比较研究

将没有外在“事实联系”的中印古典“韵”论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其相同之处有四：一是对“韵”这个审美范畴“推尊之以为极致”；二是认为韵与味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三是对韵的内涵的理解基本相同；四是都运用比喻来言说。其歧异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各自的产生、来源不同；二是印度韵论对韵有更深层次的分类研究。     

文化生态视域下湘西土家织锦的文化解读

湘西土家织锦色彩艳丽、构图巧妙、图形极富特色,应用到湘西土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湘西土家织锦以实物提炼、神话想象、生活情景以及直观的图形和文字为表现形式,在土家族的生活中扮演了御寒装饰、亲情传递、美好象征和宗教信仰等社会功能,具有图形抽象性、民族代表性和传承稳定性的文化特征,传递着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信仰风俗,在其艺术设计中融入民俗习惯,体现土家族喜“斑斓五色”的审美意识。湘西土家织锦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湘西土家族重要的文化载体。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私法中身份的社会化变迁——兼论农民身份利益的实现

私法中的身份是具有私法调整意义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在私法发展过程中逐步由等级维系之标尺转变为矫正正义的工具。现代私法中应有身份制度的存在空间,应坚持契约下的身份和身份上的契约的统一。现代私法中身份主体呈现多样性和开放性,个人、团体、群体与社会阶层等都可借助身份制度诉求其利益。身份制度也通过赋予个体身份权与阶层性身份利益的方式给予主体的全面发展需求以回应。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始终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身份阶层,保障实现其阶层身份利益是我国当代身份制度社会化的重要探索。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雅斯贝尔斯论交往的条件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交往的条件,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语言、爱等三个方面,其中的“主体性”条件指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其参与交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语言”的条件指任何交往都必须以可理解的语言为前提,“爱”的条件指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彼此谅解。交往所需依赖的这三个条件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主体性是“语言”和“爱”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主体性,交往主体才能掌握“语言”,并具备发乎内心的真诚的“爱”;“语言”和“爱”是对主体性的深化,只有掌握了“语言”,并了悟了“爱”,主体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交往。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自制”的思想

自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把自制界定为处于德性与恶之间的品质,把自制作为达到德性的中间性环节。亚里士多德以对苏格拉底无人不自制观点的回应为主线,主要论及自制与知识、自制与不能自制、自制与节制、自制与明智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对知识的分析中解决了自制和不能自制的疑难,强调了自制与节制、自制与明智之间的联系。理清自制的性质与定义后可见,自制是一种依靠理智使其自身不适当欲望遵循逻各斯的好品质,它使人们在习惯修养中达到节制的德性,并能使我们在好的城邦中生活得好。     

宋代楷书式微原因初探

两宋 32 0年较为和平的环境 ,给楷书的再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然而 ,在大唐兴盛之后 ,宋代楷书艺术却一直式微不振。其因有内因 ,也有外因 :一、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二、宋代书家“尚意”的理性选择对楷书艺术追求的淡漠 ;三、从“书判取士”变为“经义取士” ,宋代科举和学校教育立场的改变对楷书地位的削弱 ;四、印刷文化的发展对楷书艺术的冲击     

从南宋诗话探讨理学与宋诗学的理论建构

理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作为专门的诗学理论著作的南宋诗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本文以南宋诗话为中心,从诗学的本体论、功能论、创作方法论、欣赏论、批评论、风格论和诗人修养论等方面来探讨,分析理学影响宋人诗学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     

两宋佛经注疏对《文心雕龙》的直接引用

从两宋佛经注疏对《文心雕龙》的直接引用情况看,僧人引证的根本目的在于阐释文体,因此,这从教内视角印证了《文心雕龙》的文体学属性。若从引用者的教派属性看,其主体是天台、华严、律宗和净土僧人,禅宗僧人较少见,原因或许与禅僧喜欢诗文尤其是诗歌创作而对佛经注疏不甚关注的文化品格有关。     

北宋司法监察制度述论

北宋司法监察制度由独立监察机构的监察、中央行政的监察以及司法体系内部监察三道监察网构成,其设置内含不少合理之处,对合理司法,提高效率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观其具体实施则弊端重重:整个体系中没有一个单一行使监察职能的监察机构,司法职能与其他监察职能往往相混;司法监察实际分为两套几乎不相干的体系——地方监察与中央监察,使地方监察受不到中央控制;行政对司法的监察使得司法监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沦为行政的奴婢.而这一切的最终症结在于封建专制,封建专制体制使监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研究

元代在武陵山区的土官行政建制,是一种将民族与地域混合为一体的特殊行政区划管理模式。安抚司行政建制的象征性控制、地方蛮夷官的实质性自治、溪洞社会组织的完整性延续,成为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的基本构架。这种管理模式侧重于“溪洞”群落单位的基层组织管理,忽略于“溪洞”群落所属人口的管理,导致了所谓的“诸部蛮夷”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为防止溪洞蛮夷的反抗,军政一体的安抚司只能长期保留,从而使国家规范的行政建制无法在武陵山区设置,以至使这里成为规范行政建制的空白。     

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

北宋真宗以来的太平景象造就了一部分文人平和细腻、雍容典雅的心理素质,晏殊等人的辞赋创作就表现了这种治平心态。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一些赋充斥着颂美太平的内容,流露出处身太平的豪情和恢弘的气度;2.有些赋表现了追求享乐的闲情逸志;3.在辞赋创作中,治平心态还表现了远离世俗的淡雅情怀。     

北宋西北边区民族法规中的罚则制度

北宋西北边区位居宋夏边防要冲，民族分布众多、成分复杂。为了加强对西北缘边的统治，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西北边区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但其处罚原则与内地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试从处刑原则与刑罚实施、法律政策与民族政策相参为用等四个方面，探讨北宋西北边区民族法律法规中的罚则制度及其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但经由对这些文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明代五开卫“华款”初探——兼论明代汉侗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

华款是明代五开卫等地汉族移民效仿侗款而结成的民间武装组织。明中叶,华款的活动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遇命案按照侗款款约处理,二是联合侗款共同打击五开卫官员的腐败统治。明朝末年,随着地方叛乱的增长,官方比照侗款推广华款,使之成为整合地方各种武装力量的重要组织形式。侗款不仅是侗族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深刻影响到周边汉族社会。这对我们反思明代汉侗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