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诉求：基于社区载体与路径选择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有融入城市社会的诉求。但总体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重要载体。以社区为切入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中,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     

融入社区 让农民工同享发展成果——解读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

2011年12月21日,民政部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第一个专门性政策文件。《意见》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为充分发挥社区功能作用,健全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实现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的目标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主要心理学问题的思考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心理学问题有多个方面:在文化适应方面,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关制度性歧视会逐步得到解决和消除,文化歧视更显突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偏低,身份认同模糊、混乱,既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社区,也易于引发其与市民摩擦,值得高度重视。在社区意识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农民工现代社区感的形成机制或影响因素以及社区意识的培养。在传统文化或美德传承方面,需要思考和解决融入社区的农民工如何继续保持传统文化所折射的诚信、友善和互助心理,积极接受现代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等问题;调查发现,农民工自强意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激发、维持和调控自身所从事活动的动力强度上不足。在心理授权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授权水平不高,且在性别和月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心理授权和社区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以底层劳动力市场为主,职业区隔现象普遍;社会参与水平低,人际交往内卷化;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源。为此,要逐步取消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机制;营造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     

社会融合视阈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正义感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对基本发展权利、机会公平的正义诉求,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结构性紧张。在经历"遭遇不公正对待、心生焦虑、进而怨恨和积极抗争"等社会和心理事实后,这个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正义感。据此,从社会融合的要求来正确干预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正义感就显得十分必要,要求应确保他们的起点公平,用制度保障他们的发展权益,注重社区道德发展以促进他们在社区的融合。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融入社区 让农民工同享发展成果——解读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

2011年12月21日,民政部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第一个专门性政策文件。《意见》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为充分发挥社区功能作用,健全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实现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困境及突破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群体生态和个体追求特征。在个人发展诉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权益平等、寻求在城市中的归宿感以及角色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实现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二是缺乏话语权,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三是"工厂专制政体"下劳动环境条件的恶劣;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为突破困境,要进行制度纠偏、疏通利益诉求渠道、改变"工厂专制政体"和建立"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错位及其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城市文化上的完全融入与经济上的非融入,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状态,并成为该群体各种侵财型、情绪型"创新"性风险行动的根源。因此,通过文化重构与经济提升的方法,纠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上的错位,使该群体在文化与经济上的融入同步,是从源头治理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     

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

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问题、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维度,重点探讨了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以及信息的海量化等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融入。最后提出了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搭建新媒体平台的相关策略：政府重视新媒体作用,企业强化新媒体建设,自身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征分析——来自北京某外来人口集中社区的实证研究

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研究传统.通过对北京某典型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早期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求职途径已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应聘获得就业机会;诸多客观条件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需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从空间隔离角度考察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居住空间隔离效应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城市,社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居住空间隔离对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呈显著负向影响,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均呈显著影响。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应注重降低农民工与市民的居住空间、职业空间和社区空间隔离,通过空间融合促进城市融入。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梗阻及其消解——以沈阳市7个社区为例

以沈阳市7个社区自治为例,剖析了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梗阻表现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成分复杂,自治合力难以形成;基层党组织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作用不均衡;自治组织的发育不健全;各社区间居民自治水平差距较大;社区自治资金分配"马太效应"严重。政府行政性事务施加过度、党员地区分布不均衡、自治组织管理不规范、自治领导者能力参差不齐、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强等导致了社区自治梗阻。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培育群众骨干,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制定社区自治资金分配整体规划等角度提出了消解城市社区自治梗阻的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社区为本: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赋权路径建构

农民工城市融入面临诸多困境,其实质是农民工权利缺乏。实现农民工赋权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服务社会建设大局的关键之举。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为农民工赋权建构了一个动态的、立体化的实现路径。借助全方位、多维度的服务体系,以农民工能力建设为核心目标,着力实现人性解放、社会发展,从三个角度建构出一套可行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赋权路径。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有关问题的思考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加快,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幸福感受,因此更加关心和正确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政府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本文就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进行探讨。     

以人为本,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被边缘化明显,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都不能真正融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解决公民平等权缺失的问题。社会要呼应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创新思路落实和解决其平等权和社会保障问题,强力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