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法律保障制度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但现阶段区域合作处于较为松散的阶段,地方性法规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不利于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阻碍了三地协同发展的进程.通过从京津冀的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出发,分析目前三地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地方政府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异、制度设计和政策的倾斜抑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缺乏公平的利益表达机制影响了沟通渠道中传递信息的代表性等.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在立法层面上建立高屋建瓴的立法合作机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法》,还需要签订行政协议与加强执法监督,并进行三地的司法协助.     

京津冀法制一体化与协同立法

京津冀一体化长期以来被解读为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与规划的一体化,对法制一体化重视不够。法制一体化是京津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保障,缺少法制的一体化,京津冀难以持续发展。京津冀法制一体化可通过区域立法机构制定区域性法规或三地采用协同立法的方式予以实现,但后者比前者更契合当前的制度与现实。通过协同立法可消除三地规则不一致所引发的问题,应将协同立法作为京津冀法制一体化的主要形式。协同立法在性质上属于地方立法机构之间的合作,缺少约束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最大限度发挥协同立法的作用,三地应共享立法信息,明确协同立法的原则,确定协同立法的重点,及时研究协同立法的实施效果,建立适合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协同立法模式与立法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构建研究

在国家实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建立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国家统计局及各地区统计局相关数据,对京津冀地区影响人力资源要素流动的经济、产业、教育、科技卫生以及生态环境因素进行对比,并结合国外都市圈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的经验,深入分析当前阻碍三地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一体化的原因,可以看到通过改善津冀两地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和生态环境,实行三地产业错位发展,破除三地各自独立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等措施,能够实现京津冀人力资源市场的融合与发展.     

京津冀区域水污染立法协同治理机制探析

一直以来,京津冀区域水污染治理问题备受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域内水污染状况虽有好转,但仍存在治理成效缓慢、无长足进步等问题.区域协同治理是解决京津冀区域水污染问题的良方.然而,区域内相关立法协同机制的缺失严重影响着协同治理的实施效果.因此,京津冀区域应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地方立法协同,逐步建立统一的排污标准,健全区域内水污染协同立法体系,最终构建完善的域内水污染立法协同机制.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关健。大力推进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发展,是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战略支撑。通过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初步成绩,认为三地发展还存在行政区划制约、三地产业结构差异明显、缺乏跨区域间的协调机制等问题,从而提出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内发展要优化产业生存环境、创新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创新物流体系等对策,积极促进三地产业的竞争与合作,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京津冀交通法制一体化的目标与路径

交通一体化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基础,而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又离不开交通法制的一体化.由于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准入、交通运营、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不同安排制约了交通一体化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区域法制一体化来消除各种影响交通一体化的制度性障碍.京津冀交通法制一体化的核心是确定和完善三地统一的交通法律规范,并通过执法上的协调与监管使法律规范得到有效的实施.三地应通过协同立法的方式,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统筹解决交通内外发展问题,建立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执行一体化的监管规则与实施统一的服务体系,实现区域交通法制的一体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供给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后,京津冀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成为强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京津冀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上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和环境治理外部性的困扰,摆脱此等困扰的有效途径是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供给。依十八届四中全会坚持立法先行精神,在破解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难题上,须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在制度设计时应建立多维长效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从补偿的多目标性、负责流域水资源统一开发管理的流域管理机构设置及其职能、与资金补偿相结合的实物、能力及政策补偿多种补偿方式这些层面改善目前京津冀流域生态补偿现状,以期实现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良性运行。     

推进京津冀医疗资源均等化发展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解决京津冀现实存在的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不均问题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京津冀医疗资源不均等程度虽然在整体上逐渐缩小,但卫生技术人员及卫生经费均等差距巨大,京津冀城市与农村之间医疗资源配置现状差距明显.京津冀话语地位不平等、财责事权不明确、规划保障不充分是阻碍京津冀医疗资源均等化的现实困境.为更好实现京津冀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应当明确三地角色定位,树立全局协同观念;破解财税体制难题,鼓励社会力量办医;重视人才培养交流,构建分级诊疗制度;依托信息平台建设,创新提高服务水平.     

发达国家环境治理及钢铁产业升级转型对我国京津冀地区的借鉴

纵观我国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钢铁行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本文总结了美、日、德三个发达国家在类似阶段时环境治理和钢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法,分析了三个国家在完善立法、采用经济手段进行环境污染治理、鼓励钢铁企业兼并及扶持高新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提炼出对我国京津冀地区进行环境治理和钢铁企业升级转型中的借鉴之处,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为我国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有效衔接的公共服务供求关系

构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效衔接的公共服务供求关系,是三地政府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需要考虑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公共服务供求关系的主要因素,厘清涉及公共服务项目的具体范围,确定有效衔接的评价标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同时三地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策略,增强支持协同发展的公共服务需求能力。按照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对满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思路提出了对策建议。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的系统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现实要求,界定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的内涵。针对发展战略目标,从顶层设计角度对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力图打破军队科研体系、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体系和民用经济创新体系界限,梳理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协调各类相关主体,优化配置各领域的创新资源,满足军队需求,并促进国家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由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和创新法制构成,体制、机制、法制的创新融合有利于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体系与军队科研体系、民用经济创新体系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提高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及创新成果的效率,推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深度发展。     

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客观效用评价研究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及其客观效用进行界定,建立包含经济效益、知识效益及人才培养效益3个一级指标及15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主体客观效用评价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得到产、学、研三个主体的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企业在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应以经济效益为重,同时注重人才培养;高校应以人才培养为重,并加强对知识的积累;科研院所应以知识效益为重,同时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     

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     

论新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

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在2007年底要按照新的标准计算其资本，但考虑到我国银行体系的不成熟，我国承诺将在2012年履行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针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问题，详尽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框架的标准以及我国银行业在银行监管、信用环境、银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指出了我国银行业现状与新巴塞尔协议信用风险框架的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创意·创新·增长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通过梳理近年国外主要国家创新战略文本发现,主要国家为巩固全球科技创新中的领先地位,创新政策重点支持了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精准医学、基因技术、量子通信、先进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与绿色环保等前沿科技创新领域。其创新政策与战略逆向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集中型支持,以科研人才建设为政策核心,完善创新联盟协作网络、强化重点创新领域资源配置倾斜、打造先进制造为核心的综合创新体系。上述政策发展趋势对中国有一定启示意义。研究认为,明确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及战略与国外创新国家相对比的一致性和差别,系统性强化科技人才要素投入,完善协同创新网络,以制造业为核心深化中国科技创新布局应是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发展的重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研究

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由发展指数、协同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人口发展指数、企业发展指数等五大指数构成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状况进行测度和分析,得出一些基本判断,如从发展指数看,北京核心地位稳固,三地发展水平落差有缩小趋势,京津冀三地新旧驱动力处于“换挡期”;从协同指数看,北京外溢效应显著,三地互投活跃并向产业轴发展带集聚,产业协同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等。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中小企业集群协同商务演进模式研究

完善的协同商务环境为中小企业的聚集、成长、发展和协同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平台、资源支持和环境保障。中小企业集群协同商务的演进是集群企业的"态"与"势"相糅合的动态综合持续性成长,具有信息共享性、资源网络性、协同创新性和互惠共生性等特征,提出中小企业集群协同商务从初级阶段的信息协同到发展阶段的资源协同,从强化阶段的创新协同到成熟阶段的战略协同演进过程中的核心策略;搭建统一的集群基础网络信息平台,构建跨组织资源整合网络,打造多元互动的协同创新联盟,建立基于实物期权的企业战略柔性决策机制。     

协同治理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解决机制——基于产业链脆弱性的视角

城市矿产开发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无废城市”的重要抓手。从产业链脆弱性视角构建协同治理影响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借助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312份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协同治理的协同主体素质、协同结构质量和协同机制效力三个维度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动态协同能力在两者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协同感知力、协同适应力和协同恢复力三个构成维度在两者关系中产生显著但程度有别的部分中介效应;协同氛围在协同主体素质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在协同机制效力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在动态协同能力与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揭示出协同治理解决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问题的内在机制,为提升城市矿产开发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以共识性环境伦理的法律化为主线

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在道德考量的范围上逐渐扩展,尽管它们之间争执不断,但是也能抽象出有助于环境治理的基本共识。风险时代的环境法因为自身的制度缺陷无法应对未知的环境风险和已知的环境危机。恰逢其时,环境公共伦理为风险时代的环境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养料池。环境公共伦理法律化是环境伦理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它主要是通过为法律制度构造提供技术基础和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解释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