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水“唐朝列圣之碑”释文校补

合水"唐朝列圣之碑"是唐薛王十三世孙李天章为纪念其先祖而立,该碑正面记载了自唐高祖至唐昭宣帝294年间21个皇帝的尊号、名讳、在位数、寿数、陵址、皇后、子嗣等。这些记载为研究唐代历史、尤其是唐王朝世系提供了宝贵资料。但由于碑文历时久远,剥蚀严重,今人释文存在明显的错误,补其所缺及正确释文将对人们的研究有所补益。     

新出唐代墓志文献释读校理

唐代墓志作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唐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材料。然因墓志文字俗讹多变、用语典雅凝重等原因,释读偶有失误。通读《文物》《四川文物》《中国典籍与文化》等2010—2017年公布的唐志拓片和释文,校理其误,对其准确释读、科学整理,为汉语史、汉字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资料。     

《唐师府君墓志考释》释文校补

《唐师府君墓志考释》对探讨唐朝中后期陕北延安及剑南西川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唐师府君墓志考释》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笔者对《唐师府君墓志考释》释文进行校补,以期对唐朝中后期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所裨益。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唐墓志文献校释示例

作为重要出土文献的唐代墓志,在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并陆续出版的同时,其校录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本文以校理《全唐文补遗》为例,参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就其疏误讹失的类型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有裨于出土文献特別是石刻文献的系统整理、研究和科学利用。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论理校法及其运用

理校法是校勘者依据义理推断改正古籍文字讹误的校勘方法,理校法的运用是很早的事情,但是关于理校法的理论探讨却是晚近的事＂,理校法＂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陈垣先生明确提出的,理校法的运用自有其科学的依据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从唐写本《舜典释文》再评陈鄂删改之功过

《尚书释文》经宋陈鄂的删改早巳面目全非,故学界历来对陈鄂颇多指责。今将陆氏原书唐写本《舜典释文》与删改后的今传本逐字比较,搜集二本的差异,发现陈鄂的删改虽然对原始文献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这是由于特殊时代的特殊要求所致,有些删改更好地贯彻了简明扼要的方针,使得表达更为清晰,且相较于唐写本,陈鄂删改之后的本子更为正确和科学,这些对于《释文》的接受、研习和传播都具有积极意义。     

中西方简帛文献释读方法论比较研究

近年来,简帛文献成为西方汉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西方学者大都通过中国学者所整理的释文进行阅读和研究。隶定是中国学者做释文的传统方法,但是这一方法缺少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因此,不断有西方学者质疑中国学者做释文的方法。西方学者巴纳、鲍则岳、李孟涛、柯马丁和邢文等提出了直接释文法、释字三步曲和透明释字法等理论,期望做释文的过程更加透明、易懂。中国学者李零和冯胜君等就此问题作出了回应,认为西方学者的方法不具有操作性。本文旨在阐述中西方各家观点,剖析中西方学者释读简帛文献的原则和方法。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考辨

自汉初至元朔五年，西汉的文献事业达到一个亟需大规模整理的节点，武帝在本年下诏，开始对汉初以来积年所搜集的文献进行校理。“建藏书之策”，即是设立文献分类入藏的簿录，并设定各类部典司之官，这使得汉兴以来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了更为系统、明确的规定。元朔五年的这一制度设定，继承了先秦“官守其书”传统，延续了汉初以来文献校理工作的经验，并在汉朝以后的文献整理工作中得到继承。     

蔡邕与唐隶

对于唐隶历来褒贬不一,宋多肯定,清则尊汉卑唐。唐代确立了蔡邕隶书至尊的地位,把许多汉魏碑刻的书碑权判归蔡、钟,《石经》及曹魏碑刻成为唐人取法的主要对象。唐以前碑刻的书写为文史书佑之职责,蔡、钟书碑多附会,《石经》及曹魏碑刻具有程式化倾向。唐隶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对传统取法的狭义性导致了书风的趋同性,传统基因的缺乏导致了气格的虚弱.唐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走上了繁荣隶书之路。面对积弱已久的隶书,能够恢复元气,形成时代风格,其历史贡献也不可抹杀。     

云居寺四座唐代石塔铭文的试析

现存于云居寺的四座唐代石塔——分别为王璬石浮屠(景云二年)、田义起石浮图(太极元年)、李文安石浮图(开元十年)和郑玄泰石浮图(开元十五年)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且最为集中的一批石塔。在综合考察这四座石塔铭文的基础上,主要对其文例的特点进行辨析,对建塔时间所反映的佛教影响和社会风俗进行了分析,对所涉及的折冲府的正补进行了探讨,对"中兴七年"的蕴义及唐朝前期的政治形势进行了阐述。     

唐以降黄梅禅宗祖庭记忆的位移与重构——以地方志和碑刻资料为中心

后起史料的层层叠加,使得人们在黄梅禅宗祖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产生了模糊认识,历史记忆的模糊与现实的需求相结合,使得清以后人们对黄梅禅宗祖庭的认知与唐代的情形已相去甚远。地方志和碑刻资料有助于还原历史的原貌和揭示历史记忆层累式构建的道理。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匡补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是查阅唐代皇室家族传承关系的一个便利的工具,但由于编撰和传承等诸多原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存在着许多缺漏和讹误之处。为了使《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更完善,从而使其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笔者利用近年所出土的唐代墓志和其它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匡补工作。     

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

唐代墓志仍有不少讹混俗字待考。选取25例加以考释,认为“■”当是“因”字俗讹,“■”当是“周”字俗讹,“■”当是“旦”字俗讹,“■”当是“晷”字俗讹,“■”当是“折”字俗讹,“■”当是“郵”字俗讹,“■”当是“贊”字俗讹,“■”当是“雨”字俗讹,“■”当是“丹”字俗讹,“■”当是“逝”字俗讹,“■”当是“蠖”字俗讹,“■”当是“纏”字俗讹,“■”当是“予”字俗讹,“■”当是“峩”字俗讹,“■”当是“痛”字俗讹,“■”当是“砆”字俗讹,“■”当是“澂”字俗讹,“■”当是“群”字俗讹,“■”当是“挹”字俗讹,“■”当是“勝”字俗讹,“■”当是“八”字俗讹,“■”当是“鵷”字俗讹,“■”当是“顧”字俗讹,“■”当是“青”字俗讹,“■”当是“庶”字俗讹。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基于碑刻资料透露出的法律信息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龙龛手镜》所收唐讳字形论析

《龙龛手镜》搜集了大量写本佛典中的异体字,唐讳字形也在其列。从避讳学与文字学交叉的角度来看,这些字形的分布特点既与唐代避讳的规避对象、祖庙推崇、起伏概貌等情况基本契合,较好地保存了唐代避讳制度施加于写本文献的影响痕迹,也反映出唐讳字形的真实变化情况。不过,囿于编纂初衷与文献性质,《龙龛手镜》在处理所收唐讳字形时存在分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部分唐讳字形的收录考证也有待商榷。这些情况透露出《龙龛手镜》在避讳制度的认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致影响了正字标准的合理取舍。     

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陈寅恪先生治史,十分重视地下新出文献,但于石刻文献研究涉足较少。本文分析他对清人过信金石有所不满,认为古史资料应以群经诸史为多数之所汇集,金文古刻仅为少数脱离之片断,重视石刻,但不泥于石刻。他于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且多曾求取普拓,备校众本,在四裔民族史研究、李唐祖籍及氏族研究、唐代政治史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诸方而,均曾依凭石刻文献,取得可观的成就。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相关人事考辨

上世纪20年代初,日本佛教美术学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常盘大定、关野贞先后对山西省五台县唐代佛光寺东大殿内塑像及寺内两座唐代经幢探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上世纪30年代末对佛光寺经幢题刻、唐人题记甄别爬梳。诸先师于建筑、壁画、雕塑领域发前人未发之覆,功不可没。佛光寺唐人刻记题记"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身份及相关人事无人问津,笔者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求教于方家。     

牛僧孺散文创作及其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

牛僧孺是中晚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现存政论文、碑志文、寓言、诗歌、传奇等。政论文宣扬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结构缜密,富有思辨色彩;寓言注重事物的细致描摹和寓意的自然生发,庄谐兼有、寓意深刻;碑志文奇偶交错、古雅简练,但是,这些作品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通过分析牛僧孺的散文作品,综述他在党争活动之外的古文观点、散文创作活动,尤其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密切关系,由此评价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