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土司研究的对象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说明其本身是具备称“学”基础的。土司研究的状况,无论是研究的历程,还是当前发展的趋势,都显示出其外在条件臻于成熟。因此,土司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更突显出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中国土司学的研究历程、内容及理论构建

"土司学"概念自2009年由成臻铭先生提出后,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土司学研究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土司学研究主要涉及土司的基本概念、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等内容,其理论构建着重在学科理论与学科方法应用上着力。     

土司术语与“土司学”的概念体系

在土司制度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土司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术语有力支撑着“土司学”的学科构架,是“土司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基石。梳理土司相关术语,大致包括制度层面、土司群体与土司人物、土司时期的相关事件、土司地理、土司地区的社会生活、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土司遗址等七个方面。     

论土司学的广博性

“土司学”作为研究土司制度及其相关土司问题的一门专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广博性、现实性,成为称“学”的基础。而土司制度存在时间的长期性与实施地域的广阔性,以及研究领域的宽泛性、资料的丰富性、学科与方法的多元性,共同体现了“土司学”的广博性。正是缘于“土司学”的广博性,促使土司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同时又使之成为一个新起点。     

“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

“土司学”的提出以及推进的速度和力度需要总体考察与评估。“土司学”最初只是明清时期学校教育实体的名称,自从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概念被阐发以后,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并取得类似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扶植、土司遗产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等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土司学”推进的力度仍然有限,这需要在重视土司资料发掘整理和研究内容视野拓展、加强土司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着力点上取得突破。     

深化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

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为土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把土司研究推向深入,必须正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有三个问题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是要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因为没有对制度层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往往难以深入;二是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中的基本概念;三是要纠正研究中的偏差,避免对土司制度的美化和泛化.     

关于土司制度研究问题

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自元代施行土司制度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政权。自是后,边疆民族地区边防巩固、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因此,元、明、清王朝及民国对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有效统治和长治久安。笔者从事土司制度研究五十余年,初步建立起了土司制度的理论体系与元、明、清王朝先后设置的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余人进行了整理、研究、考订和编纂。今后,对土司制度的研究,除了继续深入地进行土司制度理论与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人研究之外,当是着重(或言优先)如下三个方面的若干问题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一)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意义;(二)历代土司的重要奉献;(三)土司制度的如何"古为今用"。     

中央治理与地方策略:杂谷土司与明中央关系研究

在边疆土司与中央的关系中,中央王朝的"绝对权威性"占主导地位,但因不同地区、不同地方首领对朝廷提出的典章制度的理解和实施程度不同,地方的"相对能动性"改变着制度的执行。因此,运用互动视角对杂谷土司的设立、明中央的治理以及杂谷地方^①对管理制度的灵活应对进行研究,显得更为客观。梳理相关史料不难发现,朝贡是明中央与杂谷土司互动交往的主要途径。双方在朝贡人数等方面,以明廷在管理上的宽缓而告终。需要指出,这是出于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政治考量,体现了明中央落实朝贡制度的差异性,呈现出明中央与边疆土司的特殊关系。     

土司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

"中国土司学"作为一门专学,必须在凝炼学科方向、打造学科特色、建设学科队伍、加强科学研究、搭建科研平台等方面着力。只有土司研究学界的专家学者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并使之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才能快速建立起"中国土司学",并使之健康发展,茁壮成长,立于我国学科之林。     

主持人语

土司研究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目前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2015年中国的三处土司遗址成功申遗之后,土司研究更是备受瞩目。作为土司研究的重镇,吉首大学的研究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2004年,他们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他们首次提出“土司学”概念,并为其理论架构的搭建进行了不懈努力;2013年,为给土司遗址申遗提供学术支撑,他们组织全校力量,编写了《中国土司文化丛书》（共十一册）。今天,为适应土司研究发展形势的新需要,吉首大学决定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土司文化研究”专栏,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研究、讨论的学术平台。这无疑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决策,我们衷心祝愿这个栏目能够长期坚持,办出特色,最终将其打造成一个精品学术专栏。 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均涉及土司文化研究基本的理论方法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探讨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杨庭硕《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指出,土司制度的终结时间,应以专制度政体的结束时间为参照,中国土司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宣告终结,“土司残留”并不代表土司制度没有终结。李良品《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以后,我国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更替,民国政府解除了土司的义务,各地土司的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完全丧失,这些均标志着土司制度的终结。还有尚晴的一篇题名为《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的文章,利用新的方法论,专门讨论土司后裔在土司制度终结以后,为唤醒家族记忆,重续家族“传统”而做的种种努力。 本期的三位作者,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在校的研究生。我们的栏目,不强调作者的资历,而看重文章的质量。欢迎海内外学者奉献佳作,共同把“土司文化研究”专栏办好。     

土司学：发生逻辑、研究指向与建设路径

土司研究逐步融合与渐进深入,土司学应运而生。作为一门专学,学界应当系统建构土司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土司学建构仍需从发生逻辑、研究指向、建设进路三个方面着力。既要避免土司学研究的碎片化,又要反对研究的泛化,同时要兼顾专学理论的系统化,这是建构土司学不可绕过的驿站。土司学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其讨论并未尘埃落定。广大学者不遗余力地推动土司学的建构,2014年8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整合了土司研究的人员、资源和机构。《中国土司学导论》一书的付梓,是土司学建构的开创之举。土司学论纲、土司词典等系统性的关于土司学的研究,应成为当下学者们的鼎力之向。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其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注重史料的整理,或注重土司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或关注某个民族的深入研究,或侧重研究具体地点和典型人物,或加强某个民族的文化研究。当然,研究过程中也存在学术梯队不合理、研究方法不新颖、研究成果不平衡、研究重点不突出,以及对土司文化不重视等明显不足。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论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

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是明代永顺土司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在军队建制、军事阵法、防卫设施、军事装备、军队管理等方面已趋于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使永顺土兵时刻保持其战斗力,在保家卫国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明代中央政府十分仰仗的一支地方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