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构建与民主政治基础的确立

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过程，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绝对专制主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中国国民观念的提升与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也应建立在民族国家形成这一基础上。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构好，过分地强调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国家刑罚权基础的现代性语境

现代性是思考国家刑罚权基础的一个理论视角。现代中国关于国家刑罚权基础问题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理论之上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权力是国家刑罚权的真正支撑点。在福柯的后现代视角中,任何主体都成了权力机制的对象。而以权力为基础的刑罚理论对犯罪人来说是不道德的。所以,刑罚理论的支点应转移到犯罪人的自由意志上来,并且要综合报复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刑罚理论。     

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哲学阐释

综合马克思对于共同体概念的几种不同用法,可以发现共同体就是通过一定中介而形成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把人和社会统一起来的中介决定了共同体是一种否定个体自由的社会组织形式,因而具有狭隘性。这种狭隘性决定了共同体必然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走向自我否定。     

民族志视域下多民族村落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基于大理郑家庄的个案

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内涵，其形成与发展以不同民族存在为前提，以民族交往为纽带，而任何民族关系都必须以一定地理空间为场域依托。国家中的村落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节点，家庭是组成这一社会节点的基本单元。家庭作为民族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是民族关系形成的重要场域,是个体与民族群体延伸内外社会空间的基础。以民族志方法考察“一村七族”的大理郑家庄婚姻家庭中的民族关系，这在理论上是对“接近从局部到整体”工具的有效尝试，在实践上可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思路与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生活路径。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的公共性向度

公共性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方式,社会公共性的实现程度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根据马克思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社会呈现出群体存在方式下的虚幻公共性;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社会,人的独立性被物化从而阻碍了社会公共性的实现;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社会公共性得以充分发展。     

泊者的梦寻：解读《开花的女人》

《开花的女人》是一部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诗集,这场悲壮的“诗歌行动”的背后,体现了一个现代女性泊者的苦难梦寻。在其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里,有着对童年的回望;有着直面城市醉生梦死的清醒;有着对爱深重的期盼;有着对自我强烈的迷恋。其最大魅力在于回望与向往、刚正与柔情的交汇,关于爱的咏叹具有一种让人颤栗的美感;在对童年、城市、个人命运和生存困境的艺术反思中,彰显出了一个现代泊者的心理深度。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不能忘却的《红字》：霍桑的清教主义紧箍咒

清教主义不是霍桑所笃信的宗教信仰，却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清教主义是霍桑认识人类和社会的理论武器。而《红字》正是他捧奉给世人的一部清教主义特色的警世恒言。在这部小说中，霍桑用清教主义的眼光看待美国的经济腾飞和刚拉开帷幕的美国梦，他警告世人，社会的发展并不能代表人性的新生。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做出过突出贡献。通过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两个描绘资本主义不同时期图景的独特概念引入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讨论,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但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其理论本身也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     

现代社会公民能力：概念、功用及其提升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能力日渐完备,且在各种经济理论的视角下,公民能力日益能量化。从公民能力发挥功用的实践来看,它以变量的形式存在,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具有正负效应的结果。因而,现代政府需要认真对待公民能力的发挥,并努力提升公民能力正效应,实现公民能力与政府行为的和谐共生。     

试论俾斯麦的王朝中心观及其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影响

通过利用王朝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俾斯麦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但是,由于俾斯麦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仍是以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为基础,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仍存在合法性危机和民族问题。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权利——兼评我国近年来的市民社会话语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一种不受政府干预的社会成员自由批判、商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公共交往场所.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既担当着形成拯救"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角色,又在不同的时期进行着结构转型.     

平民教育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回顾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历程,并具体描述了平民教育、国民素质提高与民族国家建构各自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理解为一个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息息相关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反思这一过程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评价它的价值与不足。     

从托克维尔到哈贝马斯--探寻市民社会的特征

尽管学界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展开过广泛讨论和研究,但并没有对其理论的概念和特征做出统一而权威的定义。首先梳理市民社会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之后通过对思想家托克维尔和哈贝马斯相关理论著作的研读,来探寻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市民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社会能够有效防范“多数的暴政”。其次,市民社会是一个自治社会,个人的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常会完成最强大和最集权的行政当局所无法完成的任务。最后,市民社会是一个商谈社会,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意义重大,是形成公众舆论的重要途径。     

从国家、世界、人性到政治——施密特对政治概念的建构

卡尔.施密特究竟如何建构其政治概念,这是把握其政治概念的关键问题。研究表明,在从国家到政治的论述进路中,施密特始于对国家的分析,延伸至对世界的把握和人的定位,终于其政治概念的建构。文章把四点(国家、世界、人性和政治)连成一线,作为理解施密特建构其政治概念的基本线索,并在依次解读施密特的国家观、国际观、人性观、政治观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其政治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及其限度。     

当代西方关于公民制度的主要理论浅析

在当代西方公民制度研究中,主要存在以托马斯·马歇尔为代表的系统理论、以迈克尔·曼为代表的阶级冲突理论和以查尔斯·替利为代表的战争冲突理论。这三种理论模式之间既有共识更有分歧,而整合之道就在于确立社会、国家和国际关系"公民制度三动力说"。     

政治学视野下实现公民权利的路径选择探析

公民权利的实现既是个人利益诉求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责任的体现;既是一个法律过程,更是政治学的范畴.从政治学视角探讨影响公民权利的实现因素,需要从法治建设、保持政治稳定、加强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和鼓励公民政治参与等方面来维护和实现好公民的合法权利,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