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构建与民主政治基础的确立

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过程，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完善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绝对专制主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中国国民观念的提升与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也应建立在民族国家形成这一基础上。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构好，过分地强调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会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论语用学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准则

合作原则和礼貌准则是语用学中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必需遵循的两个原则。分析了这两个原则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情形，强调了两原则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价值。     

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统一性问题的生存论解释

在试图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四种含义加以统一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逐渐认识到,或许只有“真理”意义上的存在（是）才是“存在（是）”的基本含义。而这也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读中,海德格尔对真理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的原因。这种关注使真理、“实际生命”（此在）、存在者自身的显现（即存在者之存在）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显现出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及其逻各斯具有不同于世界上的现成之物的存在方式,它是在与存在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所遇到的存在者的存在起显示或揭示作用的存在者。这就是说,如果“存在”有某种统一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就在于“存在者的存在在此在中并通过此在的明察显现”,换言之,不同存在者的存在意义的统一性在于它们都是在此在的生存着的理解中显示它们的存在的。     

实践本体论的关系性与美

实践本体论是以自然本体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即阐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的存在论。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本体论基础,把实践美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实践是一种关系性哲学范畴,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视野,消解了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主体和客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探讨美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使得美学成为了关于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之中来把握美和审美,因此,美和审美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生成的关系属性和价值属性以及自由创造。实践的关系性也就是 “间性”,但是,它全面地包括“主客体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它们全面地生成着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及其审美。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哲学阐释

综合马克思对于共同体概念的几种不同用法,可以发现共同体就是通过一定中介而形成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把人和社会统一起来的中介决定了共同体是一种否定个体自由的社会组织形式,因而具有狭隘性。这种狭隘性决定了共同体必然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走向自我否定。     

论古代政治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政治哲学范式是依其理性根据的不同而定义的。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种类型：柏拉图的唯理论型,亚里士多德的经验型,阿奎那的神学型。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奠基于客体理性的基础上;是求善的政治哲学;给人们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的承诺。     

论权力应是公权力

权力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将权力限定在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一方社会主体所拥有的,对其它社会主体的强制性支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使得后者服从前者的意志。权力具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种形态,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属性。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民间规约的诗性展演：侗族款词研究

侗族款词是以民族古歌形式表达的乡规民约,是民间文艺和民间规约的复合体。它以“百科全书”的身份在广度上蕴涵了侗族的社会横向全景,并在深度上以“活化石”的姿态表征着侗族历史的纵向发生、承继与发扬。不仅如此,侗款呈现的文化底蕴、律法思想和表意机制,揭示了侗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属性和共处原则,以此为基础生成的艺术精神和律法思想,及其两者悖论而统一的独特属性,又反过来支撑着民族的独特性与恒定性。因此,侗款在艺术与法律的领域,在处理人类自由与规约、情感与理性、人本与法本关系时凸显出和谐性、有效性与持续力,它以一种成功的文化精神模态昭示了人类社会、艺术创作发展的又一探索方向与行进模式。     

灾难的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

灾难的仪式化建构是权力和其他政治势力为其合法性立言和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所以,灾难发生的地点以及灾难发生之前与之后的时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场域,它不仅为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势力与组织提供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的话语空间,而且还可以成为政治资源为不同势力所利用。在这个空间里,权力与传媒之间的共谋将直接对日后有关灾难的记忆产生影响。呈现在这种共谋语境中的历史记忆,难以全面、如实地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瞬间。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对劳动人本政治观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马克思的劳动人本理论揭示了政治生活起源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的内在需要。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是社会的政治主体利益的全局关系所支配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社会政治(广义政治论)同阶级政治(狭义政治论)有联系又有区别,把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的完整的劳动人本政治学说,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崭新成果。社会主义是从阶级政治走向社会政治的过渡,其发展之艰辛、道路之曲折,都是空前的。劳动人本政治理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发展而发展;即使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类的暂时中断,但人类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大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失序的他者:关于智力障碍的社会建构

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研究多以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揭示话语和权力对身体的生产实践。从这种认识论视角出发,智力障碍通常被视为政治和文化上失序的符号象征,它的存在源于人类社会对秩序与混乱的分类图式,由此产生的污名化的社会认知使智障者群体被主流社会排斥和边缘化。从古代社会对智障者道德堕落和妖魔化的解释,到现代科学对其进行的临床诊断、隔离和教化,智力障碍的身体形式一直经历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建构与规训,以此维持和再生产着主流社会的秩序边界。     

边缘的建构与维护——从话语权力的运作看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二元结构下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很多学者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来分析农民工问题,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农民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排斥。本文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借用福柯"话语"的概念,以及关于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尝试分析在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中,话语权力的运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农民工的"他者"和边缘地位是如何被主流话语建构和维护的。     

社会福利:中国社会的建构与制度创新路向

社会福利是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政策分析核心概念之一。社会福利观念因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千差万别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解。社会福利观念反映现实福利制度安排 ,说明特定时空处境下福利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对社会福利的社会建构体现在六个方面 ,它们分别引导着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同创新路向。     

浅论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话语

社会性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一个概念,是体现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比较关注权力关系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自然也关注有关社会性别话语的研究,其理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为社会性别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文将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对有关社会性别话语的研究进行简要述评。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韦尔奇《印第安律师》中的二元对立 ──从空间政治角度解读

詹姆士·韦尔奇的小说《印第安律师》中主人公西尔维斯特在一个种族歧视严重、阶级差距明显、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 的社会中不断追寻自己印第安身份。种族、阶级、性别三组空间二元对立在小说中最为显著。掌握政治权力的白人统治着社 会空间,男性控制着女性空间位置和活动,而拥有社会大多数财产的上层阶级也在空间意义上控制着下层人民。而造成这种 二元对立的以及社会诸多症结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