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民族民间宗教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民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薄弱部分,也是宗教工作存在的软肋,至今鲜有研究涉及民族民间宗教的治理问题。应将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转化为多元治理模式,对民族民间宗教进行准确的社会定位、信仰定位、文化定位、研究定位和治理定位,推动宗教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民族民间宗教治理应基于“国家-社会-市场-民间”四元框架,形成协同参与的现代化宗教治理体系。     

民族民间信仰的伦理意蕴与发展境遇--以侗族为例

民族民间信仰继承了许多原始宗教和道德习俗,如祭祀礼仪、图腾崇拜、禁忌传统等,这些民间信仰与伦理文化相互依存和共生,形成了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浓郁民族风情和特色民族文化。然而,民族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符号”和身份认同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蕴含本土特质的“草根文化”如何突出重围,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文化问题。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元明以来北京丫髻山道观文化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惟一发源于中国,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被许多人称为“本土宗教”,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之根坻全在道教”,道教不仅与官方的信仰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在民间也有着其它宗教无法比拟的巨大影响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北京地区道教宫观众多,大小不一,建置各异。较为著名的有“五顶两山”,即东顶、西顶、南顶、北顶、中顶,丫髻山和妙峰山。其中丫髻山自元明成为官方祭祀中心以来,逐渐成为北京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民间仍有广泛影响。通过对元明以来丫髻山地区道观文化的历史考察,探讨其与官方、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揭示这一地方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内在机制。     

论黔中汉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特质

自然环境恶劣、疾疫多发以及信鬼尚巫的文化氛围,构成黔中汉族民间信仰的生态空间。祭祀朝拜中的功利性诉求,反映了高原山地农耕社会的心理,亦折射出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黔中地处荆楚、湖湘、滇、巴蜀及百越诸文化交汇融通之枢纽,民间信仰文化形态深受其影响;加之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因子,呈现出多元宗教碰撞的特征,亦展示出彼此融通的趋势。有关黔中民间信仰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该地汉族社会的历史、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均具有现实意义。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云南甲马信仰的道教文化考辨

以云南甲马信仰为例,辨析了民间信仰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云南甲马的民俗功能、宗教意义和文化内涵。从艺术造型视角来讲,甲马是一种单色的黑白木刻版画,用图像的形式传达了人们的精神信仰;从民俗视角来讲,甲马是民间信仰的载体,人们通过使用甲马来表达对自然不可抗力的精神依托和慰藉,是人们进行的一种民俗活动;从宗教视角来讲,云南甲马的神仙位业和仪式均以道教为主体,是一种准宗教的民间信仰活动。     

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基金项目(HKUST6169/98H)文章考察了明代后期广东潮州的著名乡绅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以此说明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方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文章展现了读书人在民间信仰传播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表明，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区的民众所接受，常常还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样的过程，同时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     

碎片化的信仰——论民族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化”建构

以民族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丽江地区的东巴信仰展开重点分析,就其所嵌入的现实关系、权力结构和信仰建构进行梳理。认为从传统社会继承出来,经历现代性的冲击,在地方权力、经济精英和信仰精英共存依赖的"民间信仰文化化"建构中,不同群体对信仰资源形成不同的攫取,以信仰、器物和仪式的统一整体出现的民间信仰遭遇肢解,"文化化"的表象背后潜藏信仰碎片化的逻辑。     

宗教选择与信仰自觉:滇南苗族宗教生态急剧变迁的理性反思

民族地区宗教生态问题发生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外来宗教与民族传统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宗教的传承和创新问题。当代滇南地区苗族宗教的发展及其变迁的事实表明,宗教的几度转型及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以及给苗族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发展带来的动荡和冲击,实质上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如何对待和理解外来文化和宗教的传入与融合的问题。就当前苗族文化与宗教发展的趋势而言,信仰自觉的正确把握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滇南苗族地区宗教生态平衡与否反映出来的宗教问题,已远超出了宗教信仰自由与否的宗教理解。     

白城市宗教发展状况研究

白城市是吉林西部欠发达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得到一定发展。随着政府宗教政策的落实,三大宗教和部分民俗宗教复兴起来。改革开放后,文化生活自由选择空间扩大,“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得到了最大化的尊重,为三大宗教和民俗宗教的部分复兴创造了十分宽松的社会环境。三大宗教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其发展不具有特殊属性,但有历史传承性、世俗性和更加理性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国家观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是宗教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核心。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现象;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国情具有＂五性＂的特点;宗教问题关系到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新中国的各种宗教为国家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尊重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必须在法律政策范围内活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的渗透;宗教应辅助社会进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和谐。上述观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大理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互动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的重要任务。尤其对于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云南来说,和谐社会建设对保障边防安全、国家稳定至关重要。大理是云南省西部白族集聚地区。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白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和民俗文化旅游,堪称典范。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对白族地区脱贫致富、社会稳定、民族和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因此,政府应对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和导向,充分挖掘具有利用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并与旅游业挂钩,形成具有明显特色的旅游产品,让白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业在互动中得到和谐发展。     

彝族民间咪嘎哈祭俗的生态意义

作为滇中南彝族民间一个大型传统节祭,咪嘎哈祭俗具有多重生态意义。年度性咪嘎哈习俗,通过一系列严格而神圣的祭祀仪式,不断强化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唤醒着民族历史记忆,传递着民族文化心理。咪嘎哈节祭酬神、娱人的民间艺术展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传播,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丰盛的飨食互动,推动村寨内部及其与外部社会多向交流,整合村落间各文化主体,构建良善的民间社会生态关系,维系和谐至亲的地域社会。     

苏北农村民间宗教信仰状况与问题研究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简单和脆弱的。儒、释、道三教能够合三为一,共同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中国农民的思想、价值和观念。民间宗教信仰构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民间宗教是我国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信仰方式。通过对民间宗教状况的研究可以深入理解农民的生活意义和精神世界。民间宗教在苏北的存在状况大体有佛教体系、道家体系、民俗体系和民间信仰四个方面。随着外界约束力的减少,农村民间宗教信仰中出现了管理混乱、工作网络不健全和过分夸大民间宗教作用等一系列问题。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节日文化述略

本文认为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 ,宗教节日和民间节日之间尽管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但萨满教祭典对民间庆典和节日活动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有些萨满祭典活动由于本身就带有为全民的平安、幸福而祈祷的特点 ,所以这种祭典很容易成为全民性的民俗节日     

浅谈宗教的作用

宗教现象之所以能伴随着人类历史长期地存在着 ,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就在于宗教自身有着为人们所需要的特定功能及其社会作用。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全面研究和阐明宗教的社会作用问题 ,是宗教学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宗教的社会作用是多层面的。其主要方面有宗教的政治作用、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宗教的文化传播作用和宗教的社会交往作用等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深圳市南山区的民间宗教信仰

深圳民间宗教和港台、特别是香港道教的情况比较相近,其实质是具有深圳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其信众和神谱的构成比较复杂,明显吸收了其他宗教的因素.民间宗教信仰没有明显的宗教活动中心、地域和核心人物,甚至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缺乏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一般是在文物保护单位等名目保护下的经过翻新了的旧寺庙进行宗教活动,由流动的和尚、道士或外来人员管理日常活动,祭祀大量用纸钱等物,人神之间交换的经济成分很浓.香火钱和捐款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寺庙的所有者是村委会.深圳民间宗教信仰的健康发展,需要专门的道教寺庙和有较高道教理论水平和影响力的神职人员进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