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和森与国民党的“再革命化”——以《向导》周报为例

国民革命是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在这场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主编,蔡和森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武器,秉笔直书,对于国共合作、国民党的“再革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向导》周报成为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强大舆论工具。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与公平竞争审查之实施

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使命,理解公平竞争审查基本原则时应对此加以考虑,尤其应处理好“竞争优先”与“竞争中立”的关系。某些国有企业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者,因此会成为公平竞争审查的责任主体,在此情形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应注意审查方式的选择,将国有企业的自我审查和竞争执法机构的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有可能受到公共政策的专向性特殊对待,这应纳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覆盖范围,同时也要求在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时给予特别考虑：一是在实体标准上应以合法性标准为核心,以合理性标准为补充;二是在审查程序上应借助利害关系人参与机制,发挥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制衡作用。     

基于LDA主题模型的自贸区治理政策文本聚类分析——以辽宁自贸区为例

聚焦不同时期辽宁自贸区发展建设的政策,通过LDA大数据模型对自贸区建设的阶段性政策文本进行低维主题集合,能够识别大规模文档集中潜藏的主题信息、主题强度及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比中央对辽宁自贸区的发展要求,能够准确发掘地方政策实施的侧重点与发展差距,进而识别自贸区建设发展的不足。研究发现：在主题强度上,主题间相似度较低且强度差距不明显;在主题领域上,政策颁布更侧重于行政审批、监管创新、项目建设等领域,而在投资、贸易、外汇管理、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等领域较薄弱;在主题结构上,行政审批、绩效考核政策主题针对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监管创新、政府信息公开、电子信息化服务主题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政策供给重点。基于此,需加强金融贸易、法治营商环境建设、人才引进、企业扶持等领域的政策供给。LDA主题模型;辽宁自贸区;政策文本;聚类分析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融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于一体的复杂过程,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实现民族复兴使命的传递、规定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实现方式、确立新时代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推动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根本上规定了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实现方式,是一个包括锻造领导力量、开辟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与建构有效制度等在内的整体系统;在新时代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新表达,为完成民族复兴使命提供了价值引领、思维导向与实践路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摆动型生计：生计能力视域下的生存策略选择——以重庆市M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生计能力显著地作用于搬迁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作为集主动性与反抗性于一体的分析范式,生计能力源于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关于适应能力的探讨,是内生能力与外在资源赋予能力的结合体,是由能力与过程组合而成的能力结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生计能力成为影响搬迁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机制。搬迁户虽面临无土安置与行动能力低下的生存挑战,但易地扶贫搬迁提升了他们的自主选择能力。在选择与调适的过程中,受限于生计能力,搬迁户选择钟摆式流动的生存策略。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以生产性要素的“复制”与“转化”应对生计困境,较好适应了新环境,形成一种摆动型生计。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应对——刑法实质解释论之运用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具有犯罪主体新颖、犯罪方式独特、犯罪情节复杂的特点。刑法学界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问题未能达成共识,使得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我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大多形成于网络云端技术诞生之前,网络云端技术的出现给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带来了新问题。在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则尚未作出更新性应对之前,应当积极发挥司法的自我适应功能,对于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可以基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在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复制发行”、“以营利为目的”、“犯罪主观”等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     

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与区域行政区划体系的演变

宋辽金元时期,中国城市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宋代出现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都厢;辽代设置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金元设置了城市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这些专门行政管理机构标志了这一时期城市行政建制的形成和建制城市的出现。城市行政建制的设立使城市行政管理成为区域行政体系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考察自宋至元城市行政建制的嬗变及其在区域行政体系中的演变。     

武陵山片区茶叶流通效率测评与演进趋势

茶业是武陵山片区的特色产业,也是当地精准扶贫的重点产业。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5—2015年武陵山片区五个产茶基地的茶叶流通效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武陵山片区茶叶流通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分为低效、有序、稳步增长三个阶段;并基于各阶段演进趋势特征及阻碍发展的原因分析,从促进茶叶流通协同联动发展、完善茶叶流通现代组织体系、推进实施茶叶流通品牌战略、营造良好的茶叶流通环境等方面提出提高武陵山片区茶叶流通效率的政策建议。     

武陵山区多维贫困的测量、分解及政策蕴含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武陵山区农民的经济贫困,对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却鲜有关注。通过对该地区农民的多维贫困进行测算和分解后发现,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水平显著高于2006年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水平;其中卫生设施、燃料、住房这三个维度对该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大;贵州省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因此要改善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一要设法打造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建议国家设立“武陵山区专项扶贫基金”进行“特困特扶”;三要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升农民素质,改变农民生计方式。     

武陵地区土家族医药文献初探

以记载武陵地区相关内容的汉文文献为文献源,分别对秦汉郡县制度时期、唐宋羁縻制度时期、元明至清初土司制度时期、清代改土归流后府县制度时期、清末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土家族医药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挖掘,概述了这些时期各自的土家族医药文献情况,以期对土家族的医药研究者提供文献方面的帮助。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元代完备的监察法制下吏治腐败的原因浅析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后,元朝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定和长治久安,建立了完备的监察法制.然而,终元之世,元朝政治始终受到官吏贪腐的困扰.本文在现有史料和相关学者研究基础上,对造成元代完备的监察法制下吏治腐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模式为例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乡村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慢的民族地区和山区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社会治理改革亟待深入,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机结合,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和作用加强,社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北秭归县进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幸福村落”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当前武陵片区的现状,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和完善这个模式,对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石柱”地名考

民族地区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部分地名具有深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树立民族团结的心理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得名于北宋时期记载民族盟誓所建造的“天圣石柱”和“成平石柱”,是民族平等团结的活化石,其所承载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及和谐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基石,维护了石柱自治县民族关系长期的稳定,对促进武陵山区土家族地区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民族地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元代关涉回回立法初探

元代蒙古统治者给予包括回回在内的色目人以较高的政治地位 ,并以制度或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立法内容关涉回回的行政法规、刑事法规、经济法规和民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