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重构：“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路径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的出现。部分对“新三农”问题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未来农村将消逝、农业将衰落和农民将消失,对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城镇化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将提速,农业将转型升级,新型职业农民也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城镇化给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重构农村居民主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是事关当前“新三农”问题治理成败的关键性政策举措。     

完善计划生育家庭救助、扶助制度研究

一、计划生育家庭救助、扶助制度的研究背景 2004年年初,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开展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2005年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2006年全面铺开。2007年8月,我国正式出台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即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在全国中、东、西部地区10个省市试点,此项制度于2008年8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独生子女家庭的资源稀缺性与婚姻形式

文章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资源稀缺性的家庭类型,分析了资源稀缺性的体现及其根本原因,并提出在嫁娶婚、招赘婚和两家并一家这三类不同的婚姻形式下,家庭成员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婚姻成为独生子女家庭资源重新分配的一个重大事件,涉及到与另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影响婚后两家间的关系以及代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间的婚姻是一种婚姻策略的后果。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农村彩礼转移中的财产属性叠加与关系政治

既有研究主要把彩礼放在“男方—女方”、“母家庭—子家庭”或“社会—家庭”等二元结构内展开研究,较少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是新形势下彩礼转移的新变化及其社会意涵。研究发现：农村彩礼转移路径逐渐延长,具体表现为彩礼从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再从女方家庭转移到小家庭。当彩礼转移到女方家庭的时候,彩礼自带的男方家庭财产属性和附加的女方家庭财产属性就会叠加在一起。财产属性叠加模糊了彩礼的财产归属,这给女方家庭、男方家庭和小家庭索取彩礼都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从而在彩礼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十分微妙的关系政治。当彩礼最终从男方家庭转移到小家庭的时候,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和小家庭三者之间最终会达到一种较为均衡的关系状态。     

从制度到家庭伦理——建构家庭伦理的学理分析

制度作为伦理的现实基础 ,以其优先性对伦理具有决定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家庭伦理的建构与运作也应该由现实社会制度提供依据和支撑。这就要求家庭伦理以既有制度为基点、以制度伦理为中介 ,借助“制度—制度伦理—伦理”机制 ,与制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使自身的建构与运作取得合法性、有效性 ,最终保证家庭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家庭农场商事主体资格的建构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与民事人格不同，商事人格需要经过法律的拟制和确认才得以成立。然而，商事主体法律规则的缺失，造成了家庭农场主体资格认定标准混乱，财产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责任承担要素认定模糊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阻碍了家庭农场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家庭农场商事法律主体地位的明确就成为应对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从目前陕西省家庭农场的规范文本和实践的角度审视，家庭农场商事主体需要从营业能力和注册登记两个层面进行制度构造。在不同形态的商事主体制度比较中，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能够满足家庭农场规模经营需求，有助于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和促进家庭农场制度可持续发展，保护农民个人财产利益，是理想的家庭农场商事主体制度选择。     

论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兼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的完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具有落实“绿色原则”、扩大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以及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等功能。实质上，该条款规定的生态环境代修复制度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这一公法制度引入私法之中，利用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私法公法化的倾向。然而，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还存在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利如何衔接、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的引入是否必要，以及如何避免“放弃权利”等问题。因此，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制度，应保留该编救济私益的特征，限于对与私益损害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并从代修复主体扩张与代修复顺位设计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请示报告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请示报告制度是建党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纪律，其历史演变包括初步探索、创立及巩固、重建与强化、突破与创新等四个阶段，其职责与使命旨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在继承毛泽东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时，进一步吸收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提出的加强党的领导是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根本目的、发挥领导干部主体作用是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保证等观点，找准了加强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抓手，提出了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创造性地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引领，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请示报告制度向党内法规创新转变作为重要切入点，为推动请示报告制度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     

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冯雪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化的自觉探索者。其突出贡献是他努力构建的政治倾向与文艺创作相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以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必须同中国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相结合为基本理念,以文艺与现实之关系为主要理论支点,以“人民力”和“主观力”的辩证统一与转换为创作力量源泉,以“文艺大众化”为努力方向,涉及到创作心理机制及典型形象的创造原则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其“鲁迅论”的批评实践得到了理论效力的检验,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体系中的不少缺憾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反思的基础。     

论阿兰.巴迪欧的主体观

巴迪欧认为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传统的主体范式,唯物范式将主体简化为身体,唯心范式则将主体与身体分开。前者执著于生命中的死亡体验,是世俗性的“享受”;后者注重死亡中的生命体验,呈现为宗教般的“牺牲”,但二者最终走向死亡。因此,巴迪欧提出了第三种主体范式,它处于真理生成的轨道中,居于事件与真理之间,并忠诚于事件。在新的主体范式中,主体与身体具有同一性,既不可分也不可约,两者结合在一起,却又保持着彼此的特殊性。巴迪欧给出的是主体化的身体,这一新的身体作为两者的结合体而出现。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基于“三位一体”功能视角的家庭农场制度创新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当且应当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其“三位一体”功能定位必然要求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制度创新:一方面应创新家庭农场认定及其经营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则要围绕强化家庭农场的“三位一体”功能开展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完善经济功能的支持体系,健全社会功能的服务体系,优化生态功能的监督体系。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一国两制”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表明“一国两制”正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地位进一步稳固。祖国大陆作为中国的主体仍旧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港、澳、台将作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我国的法律将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的新格局，并出现趋同性和独特性并行发展的新特点。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一国之内并存，相互协调，相互吸收，必将促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公布

《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近日公布。《纲要》将我国未来五年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确定为：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完备,体系比较健全,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水平适度、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网。规划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人群将实现基本覆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研究制定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参保人员遗属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办法,以及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力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办法。各项社保待遇水平将继续提高。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将稳步增长;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75％左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门诊统筹覆盖所有统筹地区,稳步推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规划提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继续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并计划积极稳妥推进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继续通过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划拨国有资产、扩大彩票发行等渠道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做好准备。规划还特别提到,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完善和落实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老年奖励政策,建立奖励扶助金动态调整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积极探索为独生子女父母、无子女和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养老服务补贴和老年护理补贴。     

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这一用语可以兼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我国建立、完善环境责任制度铺就了民事基本法的基础。生态破坏责任兼具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因其受害对象的特殊性、确定责任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迫切性与艰巨性,故以公法性质的责任为主要内容。其借助民事责任“外壳”的内容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接纳生态破坏责任所做的制度创新。其全面入法,还需要环境法针对生态破坏确立预防责任、监管责任、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衔接与协调。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