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文化视觉主体的公民身份建构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主要通过视觉表意实践参与到社会生活的转型进程之中,并推动了一种带有显著时代局限性的视觉主体的形成.公民身份既与这一主体形象构成互为表里的逻辑关系,又是深入探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此,对大众文化的视觉主体建构问题进行反思,需要重点回应公民意识的视觉启蒙、公共世界的视觉重建、文化公民身份的视觉形塑等一系列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本土问题.无论对于当代中国人的主体身份建构,还是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这些问题都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现代中国大众文化刍议

现代中国大众文化主要体现为“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和文化实践。启蒙救亡思潮和文化接受的大众化导向深刻影响了它的产生、发展。“大众化”成为现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理论走向。文化世俗化及商业化等方面的积极因素渗入到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对此探讨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审美探索

评述了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对审美的效应,并从大众文化全球性传播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构作审美探索,旨在从纵向发挥传统文化的审美精神;从横向上实现大众文化的审美反思、审美自觉和开拓多元化文化审美理念.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大众文化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众文化的意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前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应当辩证地看待大众文化意义的二重性及其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大众文化及中国当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文化创新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文化的发展出现“离异”,究其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信奉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本”、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失去“自我”。新时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转型,走综合创新之路,发展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新文化、新哲学。     

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这一现象和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逐渐在我国产生。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级。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应该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引领、规范大众文化,使其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暧昧的"大众"--"大众文化"中的"大众"考辨

本文考辨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有代表性的两种“大众”观,即“精英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呆子”和“平民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游牧者”。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里的“大众”是一个“文化饕餮”的形象。     

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这一现象和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逐渐在我国产生。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级。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应该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引领、规范大众文化,使其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误读与成因：大众认知中东北文化的“土”与“俗”

“土”与“俗”是东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生长点所在,其根植于东北劳动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亦反映了东北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由东北人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通过生活实践所淬炼而成,具有丰富的内涵、显著的区域特色和现代化特质。但当前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的认知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观判断而做出的消极解读,这其中反映了东北文化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取向及其所隐蕴着的文化心理。因此,正确认识东北文化本质特征,不仅关系到东北文化的发展未来,也关系到我们在多元文化潮流中如何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关键问题。本文从地缘、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做出本质性的界定,又从东北文化自身的发展、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当代的文化焦虑等几个维度探寻其被误读的原因,并在区域文化的自信与自醒中,结合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试着探寻东北文化的振兴之路。     

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研究

中、西大众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根本不同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根据中国国情 ,对中国特色大众文化进行探讨。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在于 :“大众”与西方话语中的“大众”不同 ,大众文化的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 ,文化建设的内容不同 ,当代大众文化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的途径是 :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 ,加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独特定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之一,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有着明显的区别,集中反映在对新文化运动的两个独特定位,即＂文艺复兴说＂和＂洪水论＂上。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既反映了他社会改良的主张,同时也体现了一名成熟思想家的文化自觉,其独特的文化观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历史中的风景——论中国风景摄影

在中国,风光摄影可说是一个带引号的特定词汇。因为它实在与带有自然客观的风景摄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个词汇中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和社会内容过于冗杂,像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迷团,深刻地纠缠在我们的现代视觉历史和当代文化生活之中。百年多来的中国风光摄影,见证了国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折射出政治、经济时代和摄影师们的文化心路历程。      

“马克思是否能进孔庙？”——1925年一场争论引发的思考兼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融通问题

在中国20世纪社会和文化变革中,马克思进入中国是一个关键事件,曾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引起长期争论和博弈。正是在这个过程,郭沫若在1925年发表的《马克思进孔庙》,掀起了当时文学、乃至文化批评领域的一个波澜,其不仅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争锋、争议的一个重要界面,且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关系的深层次矛盾和融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戴锦华的文艺批评思想述略

戴锦华的研究领域涉及电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她以电影语言、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化史思想史视野,开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电影史研究的“电影文化史”研究范式。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她以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当代历史情境为参照,勾勒出女性书写由“地心”到“地表”的浮现之旅以及现代女性话语的形塑过程。戴锦华提出“文化的位置”这一命题,不仅是寻求在新自由主义崛起的时代对于建构潜能的一次尝试,也是对英国文化研究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一次回溯与反思。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转型与价值选择

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具有对中西文化传统的批判反省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建构两面性,这表明以现代的方式批判传统与以中国化的立场阐释西学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统一的过程,从而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的一面回眸、一面前瞻的双重思想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价值选择上既接纳移植西学同时也重视对文化传统的当代重构,以诠释传统的方式接纳现代理念旨在为之探索更为方便快捷的思想通道,激活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内在对接的文化之根,为它中国式的当代拓展提供更加适宜的文化土壤。     

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与能动司法

司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建设和完善中国的司法体制必须以当代中国社会特质为基点。社会的司法变革、完善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互动和不断选择的过程。能动司法为当代中国司法界的热门议题,对之需要从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需要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特质、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能动司法与民众的司法期待和司法需求基本相契合,根植于中国固有社会的司法传统,但是能否成为中国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尚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文化转型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当代中国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经验性文化模式向理性文化模式迈进的文化转型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过程,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即文化危机、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同步的演进过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意蕴在于透过对文化危机现象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对当代多元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以文化(整合)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推进民族文化模式的现代转型,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双重使命。     

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影响

在界定“中国历史文化”、“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研究生创新教育”等概念的基础上,概括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等特征,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研究生创新教育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试图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求能够促进研究生创新教育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念,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对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     

解构：“发现性语境”下的介入

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发现性语境”时期研究的分析,指出其典型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和中国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非逻辑性认知：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第一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缺乏分析性认知;第二,体现在“文化背景”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对“中西方文化关系”非逻辑认知,第一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错位认知;第二,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缺乏认知。并提出,“发现性语境”的“不可分析性与非逻辑性”特质,使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第一时期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呈解构与被解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