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与“概念”——康德、黑格尔的不同规定

"直观"与"概念"在康德哲学中和黑格尔哲学中都有论述,而对于这对范畴的关系,二人观点完全不同。康德认为"直观"与"概念"是人的两种先天认识形式,具有着严格的界限划分,二者的关系是差别与对立:直观不能参杂概念,概念不能去直观。黑格尔则反对将二者进行界限性的划分,主张二者的关系应该在相互归属中达到辩证统一。由于二人对"直观"与"概念"这对范畴及其关系的规定不同,所以二人的哲学存在很大差异。康德哲学严格区分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两个世界,划清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种理性的应用界限。黑格尔则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精神之存在是一块骨头”——论《精神现象学》中的“观察的理性”

《精神现象学》中论及的"观察的理性"明显影射理性在近代科学中的表现。黑格尔认为,"理性"在进行"观察"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意图何在,它以为自己在客观地研究物之为物的本质,但它实际所做的事情只是用自己的概念占有自然,只是将自身当作直接存在着的物来寻找。这种意图在"观察的理性"的最后经验中表露无遗:"精神之存在是一块骨头"。然而,在黑格尔的时代,"观察的理性"其实还没有将自己充分展现出来,所以黑格尔并没有真正看到它的最后形态。但根据黑格尔的诊断,这种理性最后一定会将自己表达为直接的物,而他在"头盖骨相学"中看到了这种倾向,因为在这门"学问"中,精神被视为与物直接等同。然而,"观察的理性"的最后经验或许并非"头盖骨相学",而恰恰就是现代技术,因为当前这个时代正热衷于将精神表达为物。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上帝之死”与黑格尔的“苦恼意识”

在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了”之前,黑格尔就已揭示出,在苦恼意识中“上帝本身已经死了”.然而,黑格尔借助于理性自我和解功能,使上帝在“实体即主体”的理性视界中得以新生.黑格尔对苦恼意识的解构与超越,一方面彻底改造并超越了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知性二元论的对立、抽象、片面与虚假性,在绝对唯心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和解;另一方面,黑格尔的超越却因其极端的逻各斯中心论对神性与人性的肢解,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到现当代哲学家的质疑,倍受批驳和抛弃.然而,与他揭示出在苦恼意识中上帝已经死了这一可怕的事实相比,更为可怕的是,黑格尔为上帝的辩护、使上帝复活的劳作,却真的消灭了上帝.这样,黑格尔便与上帝之死,甚至也与后现代性勾连在一起了.     

“我思”与“我在”的辩证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揭示了思维是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他的"我思"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笛卡尔的怀疑思辨哲学无疑是刺破中世纪黑夜的理性之光,他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价值。然而他的理论缺陷也恰恰在于他的"思"与"在"的二元对立。     

黑格尔与作为基础存在论的“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作为一种基础存在论对于黑格尔的整个哲学计划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许多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批评没有把握到他的体系是为了回应康德、费希特哲学的主观主义和二元论的困境这一基本动机。从黑格尔哲学的起源来看,"自然哲学"的提出是为了克服近现代文化的二分与异化,对于黑格尔创造一种有机的和整体性的实在观至关重要。这种"自然哲学"构成了黑格尔成熟时期的绝对观念论的雏形,而绝不仅仅是其哲学全书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它所体现的动态的理性一元论贯穿于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这种有机的、合目的的发展的观念对于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精神哲学而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理性”的“求(务)实”“精神”

精神以自己的能动性"发动—驱动—令"理性要求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不但有能力证明自己,而且有能力证实自己;前者体现在欧洲哲学家在逻辑学上的成就,但后者同样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哲学的传统,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理性成为存在的家,理性也是真—善—美的家。     

康德的“物自体”理论

："物自体"概念的内涵及其不同表述对应于康德对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具体考察过程。作为限制性概念,物自体的理论功能是限制感性和知性;作为范导性概念,其积极作用在于引导信念。物自体理论显示了康德批判哲学谦抑的理性精神,而黑格尔哲学对物自体的批判与消解则导致了理性的绝对化。     

对理性与情感的“交互性”误解——学界道德基础纷争之根由

围绕道德基础问题,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道德理性派和道德情感派。理性派认为:真正的道德基础是道德理性,而道德情感则是"丛林杂草",需用道德理性对其进行规约;情感派则认为:集中体现着人的生命意志的道德情感才是真正的道德基础,道德理性主义对道德情感的长期压制不利于道德的完善。其实,两派存在着一种"交互性"的误解:理性派所批驳的其实是人类的"物质贪欲",而非情感派极力维护的"道德情感";情感派要批驳的是作为外在利益的有效获取手段的科学理性,而非理性派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双方都犯了"分析不彻底,合题不充分"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其实,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共同基本立场看,二者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评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和历史哲学

“历史理性”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本文从该范畴具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内涵出发，剖析了黑格尔的理性统治世界论和理性机巧说，并由此阐发了他对历史合理性理论及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学说的贡献。文章还将历史理性概念与导向法国革命的理性传统作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性质、地位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系。     

论李斯特的“情感论”音乐美学观

[提要]李斯特的“情感论”音乐美学所强调的情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一般情感,而是活生生的带有浓烈生命色彩的具体化情感。李斯特认为纯器乐在表达具体化情感方面有所欠缺,而标题音乐由于引入了文学因素,从而使得纯器乐中一般化、抽象化的情感转换为具体的个性情感,具有更为动人的力量。李斯特的观念与黑格尔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这种联系的表象之下,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黑格尔是在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前提下倡导音乐的情感本质,而李斯特则是完全将音乐的情感本质与理性对立起来,在二者的矛盾性中抬升情感在音乐中的地位。李斯特的观念与汉斯立克的思想之间有着鲜明的理论对立,但在这种对立的表象之下,二者又有着一致的理论趋向：他们都是以确立音乐艺术的自足与独立为最终目的,并且都有着鲜明的现代人学指向。因此,李斯特的情感论音乐美学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他热情洋溢地宣扬音乐的情感本质,同时也热烈地为音乐自律与艺术自律呐喊。所以,不能简单地以“自律论”或“他律论”为依据来评判其思想;同时,也正是这种理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使得他的思想成为西方音乐美学观念历史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节点。     

情感在个体品德中的地位

情感问题在伦理史上一向占据重要地位。中西方许多伦理思想家都曾孜孜不倦地探讨过情感问题。在西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最先揭示了人的认识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他们用理性、意志和情感构建了他们的灵魂说。中世纪时期情感虽然被淹没在理性的汪洋中,然而神学家们还是从负向角度研究了情感问题。休谟和亚当·斯密则开创了情感问题研究的新阶段,他们把情感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康德和黑格尔虽然醉心于“纯粹理性”和“绝对观念”,然而他们对情感问题也不敢置之不理。当历史的车轮转     

论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

青年黑格尔从神学的论域出发批判实证宗教对现实主体精神自由的侵犯。通过对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精髓的批判继承,青年黑格尔构建了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实证性"批判体系。他认为,"实证性"是神秘主义与宗教神权相互拱卫的精神产物,并藉由宗教、国家等现实形式反过来压制主体的意识自由。在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对于"实证性"概念的批判构成了其"异化"思想的重要来源,为其精神哲学体系构建了初步的理论雏形,明确了其历史与政治经济学阐释的哲学逻辑。     

黑格尔"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思想与列宁的评价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历史哲学中,"目的性"辩证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的思想、"目的与手段"的"人"和"工具"作为生产力的思想、"理性的狡计"的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的思想等,均体现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通过恩格斯、列宁的评价,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黑格尔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驱者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来源。     

“纯粹理性批判”与“纯粹理性体系”——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关系的一种解读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本文根据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若干提示,引入康德把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分为“纯粹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体系”两个步骤这个视角来考察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所谓黑格尔绝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阐释.     

“现代”与“后现代”

"现代"与"后现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颇为纠缠。其实,"现代",从社会历史进程上说,是指以启蒙运动为先导,以理性为观念核心,以科学技术及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基础,以人及人类的主体性的树立为标志,以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目的的一个历史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是现代进程的正面的表现;以反对浪漫主义文艺兴起的现代主义文艺,则是现代进程的负面的表现。"后现代"有三个层面。第一,从社会历史进程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全球化在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计算机的发展愈益使社会信息化了,从而人的生活方式、研究与教学的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黑格尔的、启蒙运动的大叙事被颠覆,主体中心理性失落了,纵向等级的社会相当程度地容纳了更多的并列与横向的关系。自信自足的、理性的资产阶级独立个体不再存在,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下明白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人,却又处于网络的交流、联结之中。偶然与无序,成为日常的经验,被重视的是信息的联结与组合,而不是思想与文艺的创造。第二,从文化变迁上说,"文化产业"构成了后现代的文化世界:文化平面化、低俗化、快餐化、碎片化。"主体的灭亡"成为一个相当盛行的观念,它有三项含义:一是去中心,二是主体性的失落,三是理性之被颠覆。第三,从文艺上说,后现代文艺将现代主义文艺中反理性的,表现个人的卑琐、孤独、反叛与狂放的倾向,更进一步加以了发挥,并增加了反深度、反精英文化、反审美、反形式等一些新内容,因此,后现代文艺对于现代文艺来说,是集继承与反叛于一身的。     

浅论黑格尔的“否定理性”——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关于思维过程的阶段问题,是我国理论界正在研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张传湘同志在《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指明了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中作了有益的探讨,读来颇受启发.但对于其中的有些观点,尤其是涉及到黑格尔观点的部分论述,本人尚有一些不同看法,故撰此文,以就教于张传湘同志和理论界的其他同志.张文认为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来源于黑格尔,而黑格尔的思想又是在康德关于思维过程区分为知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黑格尔究竟主张思维过程分为几个阶段?他是怎样在被康德割裂开来了的知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一条山此达彼的桥梁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一思想的革命性改造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张文的观点值得商榷.而这些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的所谓“否定理性”在思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一)正如张文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确说过:“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 (《小逻辑》 198O在版 第172页,以下不注书名者皆引自本书.)但是我     

“诗言志”中“志”的政教与审美二重性的折变——试论“志”的本质内涵

传统的诗学命题"诗言志",其核心在于"志"。"志"在三个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上古原始祭祀中诗谣存在的群体意向带有宗教情感;春秋时代诗志与礼乐政教紧密结合,在实用主义笼罩下折射出的人格人性之美及其冲破藩篱的个人情志;战国至汉愈益张扬的情与志的冲突与融合。由此得出,"志"是以人格人性为原核,以理性为向导的一种情感心理,其政教与审美的二重性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通过不断冲突融合而逐步建立、巩固起来的。     

高校人本管理与辅导员角色定位思考

高校实施人本管理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整合,是高校管理的理性价值信念,它自始至终应贯穿一种"人性之爱"的情感内核.即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际关爱,惟有在高校管理中建立起相互关爱的无私情感.     

从私有财产到异化劳动——马克思对黑格尔“承认”问题的深化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斗争篇章里描述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平衡的承认",这种承认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主奴斗争之后产生了不对等的自我意识。后来在《法哲学原理》里黑格尔对承认理论做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由自由意志出发、以所有权为基础、以劳动为手段的市民社会,以此作为相互承认的主体交往活动的平台。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颠倒了私有财产与劳动之间的关系,黑格尔所谓人人平等、相互承认的市民社会实际包含着各种压迫和奴役。只要广泛地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分工还存在,人类还必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自然必然性而被迫从事劳动,平等而普遍的"承认"就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