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学礼制度的核心内容,唐代是其最终定型的阶段,此后“文庙”释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其影响及于东亚诸国。何以始自先秦的“释奠礼”至唐朝方才定型?在众多先秦汉魏古礼之中,为什么“释奠礼”可以成为文化传统的标志?选择先圣、普及孔庙、推崇释奠、完善仪轨是唐朝文化权威构建系统工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主体架构和核心内容。正因如此,“释奠礼”定型于唐,随后成为古代中国礼制史上最为隆重的盛典。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

从本质上讲,历代中国祭祀孔子,都是以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对待的,文庙祭祀礼仪当然首先在于尊崇孔子,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祭祀孔子儒家,就应当正确领会和把握孔子儒学的思想核心。孔子认为,每个朝代的礼制都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怀与和谐,君臣父子上下等的礼法纲常绝不会变。孔庙释奠礼仪作为传统社会的重要礼制。自形成之日以来,也有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今日思考与确定孔庙释奠礼仪,应当保持传统祭祀仪典内涵,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阂，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论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五常”的形成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道德伦理范畴,这一概念经历了先秦孕育至汉代形成的过程,在汉代又有“下落以后而再向上升起以言天命”、“内收以后而再向外扩充以言天下国家”的过程,即“仁、义、礼、智、信”孕育时,由“天道”下落、内收到“人道”,后又经过董仲舒的神秘化、扬雄的道德化和《白虎通》的法典化,形成了以“天命”言天下国家的特色。     

朝鲜时代书院享祀礼研究——以九大书院享祀礼为中心

朝鲜时代现存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九大书院。通过比较九大书院的祭祀礼,考察朝鲜时代书院祭祀礼的开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分析各书院的异同点,探讨书院享祀礼的认同性的构建过程。朝鲜时代的书院将自身定位在乡校和乡祠之间,这种定位意识十分强烈。尤其是在整顿书院享祀礼的过程中,在参照乡校释奠礼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繁简程度的区别。九大书院享祀礼之间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这九所书院之外的书院也考虑在内,差异性会更大。然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存在,意味着韩国的书院享祀礼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经过能动的考量和讨论来确定的;同时可以显示出朝鲜时代的书院享祀礼维持“大同”,也存在着“小异”。这不只是书院享祀礼的发展特征,也是朝鲜时代的书院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     

文化生态视域下湘西土家织锦的文化解读

湘西土家织锦色彩艳丽、构图巧妙、图形极富特色,应用到湘西土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生态。湘西土家织锦以实物提炼、神话想象、生活情景以及直观的图形和文字为表现形式,在土家族的生活中扮演了御寒装饰、亲情传递、美好象征和宗教信仰等社会功能,具有图形抽象性、民族代表性和传承稳定性的文化特征,传递着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信仰风俗,在其艺术设计中融入民俗习惯,体现土家族喜“斑斓五色”的审美意识。湘西土家织锦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湘西土家族重要的文化载体。     

从“形式-文化论”诗学到广义符号学——赵毅衡教授访谈

赵毅衡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叙事学与符号学家，曾长期旅居英国，为中外文学关系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访谈中，他以《远游的诗神》和《对岸的诱惑》为例，分享了诗意化学术写作的缘起与经验。此外，访谈围绕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论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基本脉络，阐明了“形式-文化论”诗学的内涵和指向。并且通过图绘符号泛化的文化语境，介绍“广义符号学”的学科构想及其应用前景，为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符号转向”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 ,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 ,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 ,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 ,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 ,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教师节拟改期与传统文化传承

我国现行教师节的节期,因缺乏特定文化内涵,自2004年开始便受到各界人士的持续非议,并被建议改至孔子诞辰日。2013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在其公布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正式将“拟把教师节改为9月28日”议题摆上桌面。历史上教师节节期历经多变,再次议改自当审慎。教师节择期不宜定在孔子诞辰,这与“诞辰”的来源及其特殊性有很大关系。教师节与古释奠礼在精神主旨上血脉相通,目的都在传达尊师重道之诚意。为教师节注入仪式的元素,不仅能增强节日的历史底蕴、纠正其世俗性偏向,还能确立一个具有丰富涵义的节期。     

“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对邓小平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文章讨论了文化环境的本质、内容、作用，进一步认为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突出了精神文明建设中基础文明建设的关键是社会风气和公共秩序的建设，明确了文化建设必须是精神文化软件和物质文化硬件一起上，并肯定了城乡生活环境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根本物质基础，在文化建设的板块中实现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统一。     

西周法律思想的“类型学”研究

西周法律思想围绕着“天命”、“王权”、“民本”、“规则”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建构。天命的权威性、平等性以及可转移性思想使天命的神圣性得以凸显。而王权的代理性、受限制性、受监督性及地域性思想,导致了王权思想的弱化状态。民本思想强调王权自身的勤政无逸和对民众安全、富裕、健康和安定等方面的关心和维护,展现了民众追求幸福的正当性。而规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其思想展现了规则的多元化和正义性特征以及强调规则的具体的实施。四个方面的思想构成西周法律思想体系,蕴含着西周时期我国法律精神的逻辑理性和正义内涵,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     

文化基因论研究的基本趋势和内容——吴秋林教授访谈录

该访谈录使用问答的方式展开的是文化基因论研究的基本趋势和内容,认为展开文化基因研究才是实现完整人类的基本研究,生物基因的研究实现的只是“半人”（生物人）,而另外一半人（文化人）的研究应该用文化基因研究来实现。文化基因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重要概念,如文化基因密码,自意识、文化汤、文化原点、支点、节点、衍生点、信仰块、体质人、文化人等。     

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思想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访谈中,顾彬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中西语言的差异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根据自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察,客观评价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得与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走出去”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作品选择的问题,更是印刷、出版和市场的问题。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土王祭祀、家族建构与国家认同——以湘西田家洞村舍巴节为中心的考察

土王崇拜与祭祀之风,土司时代曾经遍及湘西土司区及周边地区,是当地最为普遍且重要的祭祀活动。清代改土归流后,田家洞长官司后裔用文字建立家族谱系,重建符合正统身份的祖先记忆,家户层面的土王崇拜被转化为神龛祭祖的形式,公共祭祀层面的土王崇拜也出现了家族化的趋势,土王神被赋予社神、五谷神和田氏祖先等多重角色。土王祭祀活动的变迁,折射出清代湘西土司区社会在国家力量直接渗透之下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民间社会主动操控地方文化和权力资源,对国家正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借用和创造的结果。     

颜色词“白、黑、红”在汉、藏、英语中的词义分析

汉、藏、英三种语言中颜色词“白、黑、红”的词义各有不同。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心理因素等的区别，造成了词义引申、联想及文化内涵上各有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