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补偿的性质澄清与规范重构

在现有政策法规文本中,对生态保护补偿的界定有“利用者补偿”“生态损害赔偿”“奖惩双向补偿”等多种表述,概念的模糊直接影响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构建与运行效果。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应仅限于正外部性补偿,在法律性质上与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生态损害赔偿、环境保护税费等制度存在本质差异。未来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完善需要在立法时清晰界定其含义,厘清“谁补偿谁”“补偿多少”“怎么补偿”等问题,并依据环境法一体化治理原则,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对接。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新探

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功能无法予以科学确定,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防止损害"还是"增进利益"难以界定,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在解释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提供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新兴事物,它实质上是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补偿。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依据。     

生态民主的挑战性意蕴

生态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视域，其新颖之处和生态意蕴在于，风险性决策中的参与或被适当代表机会应该扩大至所有受到影响的群体，包括阶级、地理区域、民族和物种。我们所熟悉的民主概念的这种生态扩展，旨在成为包容性的和普遍性的，以兼容环境正义支持者、风险社会社会学家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家。可以说，生态民主也许最应理解为一种为了受影响者的民主，而不是由受影响者构成的民主。就此而言。生态民主提出了重大的道德与认识论的、政治与制度的挑战。其道德层面的挑战在于，它通过力图将民主考量扩展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限性的共同体，其认识论的挑战在于，它要求那些能够参与民主审议的人类成员探求有意义的、可操作的和低成本的方法，来代表那些程度不同地不被充分知晓的或无力代表自身的他者（即未来数代和非人类其他）的利益。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四个问题

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行政指导权力性辨

鉴于学界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众说纷纭,运用概念分析法考察行政指导性质之分歧。分析认为,对行政指导性质的分歧来源于“权力”概念的法学立场概念和社会学概念立场的混淆。权力性论在此误用了社会学概念,并且混淆了对“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指导”和“作为行政制度的行政指导”两种实践层面的不同描述。后者不仅包括作为行为的行政指导,而且包括其保障措施等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整体,它作为制度的存在具有消解行政法治的潜力,必须予以抛弃。行政指导权力性的观点来源于对制度性行政指导的描述,它将因理论不规范又因无实践价值而被抛弃,因此必须坚持行政指导权力性的观点。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关于“底层”研究的相关概念分析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底层”日益成为倍受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研究范畴。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底层”问题，厘清“底层”研究中尚未明晰化的相关概念就迫在眉睫。社会学分层研究、人类学“他者”研究和史学“庶民”视角是当代“底层”研究的重要理论体系。通过梳理和分析以上学术脉络之下的“底层”概念及其相关研究，发现无明确定义的“底层”概念通常被置于或结构性的或文化的解释框架，二者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互补有助于理解“底层”和深入底层研究，进一步实现对“底层”问题的解决。     

“两山”论的解释力、分类实践与制度回应

“两山”论的实质在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有效解释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人类在两者间的选择、放弃与坚持。我国当前可通过在禁止开发区走“生态优先”路径、在重点开发区走“绿色发展”路径、在限制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对“两山”论进行分类实践。在分类实践进程中，亟须通过实行差异化财政投入政策、创新间接财政投入方式、增加环境税税额确定的考量因素、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举措进行政策导向，以及通过区域协同立法“协同程序”的模式建构、河长“职权职责”的制衡配置、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的聚合创设、环保督察“强化问责”的程序明确、环境信用“特色评价”的指标设置等措施实现法治保障。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格伦德曼通过对西方绿色思潮的批判，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并对马克思“控制自然”观念和“生产力发展”概念进行了辩护和重释。系统阐述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理论特质，为我们反思和探寻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途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政府应该肩负的道德使命

政府的道德使命不是“对道德的使命”，而是“道德的使命”，是政府基于特定道德而自愿地选择并实现的重大任务或者价值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维护公民权利和保护国家安全。它虽然以追求特定国家内所有主体利益为其内容的道德作为根据，却是由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的。     

我国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的构建及仿真模拟

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的补偿机制能够协调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现实矛盾,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实现区域经济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适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粮食利益补偿机制、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粮食生产发展保护补偿机制,“三位一体”的补偿机制尤为重要。通过运用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模拟对所构建的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进行模拟,对补偿机制的运行效果进行整体检验,全面论证所构建的补偿机制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健全保障补偿机制运行的法律法规、强化支农财政监督管理、拓展粮食补偿投融资渠道和完善配套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1949年以来我国生态建设战略的历史演变

生态建设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战略上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生态建设战略的根本要求。生态建设战略的历史演变,充分体现国家发展战略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认识和实践的历史差异。1949年以来我国生态建设战略先后经历了“服务”型、“兼顾”型、“并驱”型和“一体化”四个历史演变阶段。这从侧面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历史发展。     

不作为的共同犯罪

不作为的共同犯罪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可提出以下判断标准：若待归责的行为实现了相关构成要件,且不作为者具备必要的正犯者身份与主观构成要件要素,该行为会被论以正犯而受处罚。相反,若待归责的行为只是具备了教唆犯或帮助犯的要件,只能将这一行为评价为共犯。具体来讲：守卫型保证人有责任保护第三人不遭遇危险或不受到侵害,且能防止直接正犯者实施作为,他对此负直接正犯者的刑事责任。若第三人的行为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保证人的不作为是共犯;对某法益负责的保护型保证人有义务防止他人实施犯罪却没有防止,其行为成立直接正犯。若他人行为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保证人的不作为是共犯。     

真实性抗辩在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中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在新闻报道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中，真实性抗辩是媒体最常用也最有力的抗辩事由，但其适用关系到多方面的制度选择与利益平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方面困境。一是“真实”的标准不一，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异常常导致证据认定冲突；二是关于“真实”的举证责任分配逻辑混乱；三是合理性误信行为的过错认定标准不明。比较西方相关国家的立法及司法经验，我国真实性抗辩中的“真实标准”应予适当放宽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明确合理性误信行为的注意义务。     

论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

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澄清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别,结束了“关系之争”中各方关于内、外在性问题的“拉锯战”。其次,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对内在关系的讨论又跳出了前期符合论的框架,将内、外在关系统一到生活实践中。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切入,把“内在关系”解释为一种语法关系,其独特内涵在于,内在关系无中介,它产生于实践,并且无个体与共同体之分。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基础就是“语言”和“实践”,揭示出这一点有助于从深层解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的“关系”思想与罗素从本体论层面对“关系”的探讨形成互补,在追溯关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可忽视。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征地过程中的退出意愿、受偿诉求与行为策略——基于被征地者视角的本土研究述评

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和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中国，导致了被征地者这一焦点群体的迅速激增。作为征地制度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承载体，该群体在征地过程中的退出意愿、受偿诉求与行为策略等问题已得到不少本土情景下的实证研究的重视，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围绕“退出意愿”，研究者提出了个体特征论、家庭结构论、空间区位论、发展期望论、身份锚定论、政策认知论六种理论假说。围绕“受偿诉求”，除了通常作为谈判之焦点的补偿数额，学者们也揭示出被征地者对于分配方案、程序正义、生存保障的诉求。围绕“行为策略”，研究者主要通过博弈模型、案例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尽管部分研究已经呈现了上述三个维度之间交融沟通的趋势，但三者各自为阵的孤立局面依旧存在。如何促成被征地者的类型知识、需求学说和行动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结，揭示其中的内在机制，建立出一套整合性框架，应当成为下一步的精进方向。     

“工匠精神”究竟是什么：一个整合性框架

当前工匠精神已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逐渐成为开展品质革命的重要助推力。现有研究主要从职业精神、道德伦理、组织文化和价值取向等4个基本视角对工匠精神进行界定，但存在着视角不够全面、层次较为单一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动工匠精神研究及其相关实践开展需构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框架，即工匠精神包含品质追求、履职信念、职业承诺、能力素养、持续创新和传承关怀等6个维度，它们可从终极目标、业务技艺、职业态度和社会责任等4个方面系统地诠释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未来研究可以在该整合性框架的基础上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进而探究工匠精神的影响前因、作用结果及其边界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