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的发展历程

译者主体性是近年来翻译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传统翻译观隐蔽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和创造性."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初步确立,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彰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使译者主体性得到了极度张扬.但是,为了以防过犹不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将来应该是一种制约性的发挥,和谐性的发挥.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主体性问题得到重视。女性主义翻译观是流行于西方的一派新理论，它强调译者主体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发展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对该主题的独到主张与贡献。     

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看译者主体性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为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并认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进行适度的叛逆性.由于重构的译文是基于译者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及译者对原文自我理解,因此重构的译文又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及开放性.本文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译者的主体创造性相结合,对认知语言学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探究,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过程及局限性,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翻译中译者地位及其主体性研究的历史回顾

翻译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而又结论未定的问题。翻译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翻译中对译者的态度、对译者身份的界定以及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也不尽相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转向给译者研究以及译者主体研究带来了新的局面。本文拟就翻译中译者地位和主体性研究作一历史回顾,以此探讨译者在翻译发展和翻译理论演变过程中的身份变化和主体性的发挥。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霍克斯英译《红楼梦》中的译者主体性

无论是从译者地位，还是从翻译标准，或是从翻译价值观等方面来看，传统译论都束缚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而把接受美学的诸多观点引进翻译研究会对译者的主体性起到彰显的作用。从接受关学的角度来分析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就是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一次实践。     

论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主体性和制约性

本文通过探讨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译者在每一个环节的主体性体现,论述了译者的主体性在多元文化系统内运作所具有的文化主动性和制约性,并从译者主体性定义出发对译者的文化主体性和制约性加以详细的阐释,最后通过列举实例并结合理论分析,从主客体两方面入手讨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主体性和制约性。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月亮与六便士》两中译本比较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中西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主体性经常遭到忽视。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出现,译者主体性才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拟从语义理解、翻译策略和译本翻译风格三方面比较毛姆《月亮与六便士》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两译本中的具体体现,以期为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识解理论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其本质特征是自主性、目的性及创造性,同时也受到源文本、目的语文化及译者自身视域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文章以识解理论为框架,对在文本选择上体现出来的译者主体性进行探讨,并结合李清照《一剪梅》的两篇英译,从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方面探究不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体现的不同的主体性及其原因,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描写和探索,尝试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认知、功能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当今的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个学派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却都空前一致。然而,这种强调仍然停留在见仁见智的讨论性研究阶段而缺乏客观的、理论上的支撑。认知、功能翻译视角不仅可以为译者主体性提供理论支持,并且在翻译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以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研究视角,来印证译者主体性并探讨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中的可操作性,为翻译研究打开全新思路,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翻译界在此领域的重视及更加深入的研究。     

功能翻译理论在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达到提升女性社会身份的最终目的,过于夸大和强调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忽视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必须遵循适度原则;另一方面,忽视了翻译活动是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互动,对译文接受者未给予足够重视。这两方面问题严重阻碍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健康发展。在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目的论以及“忠诚”原则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女性主义翻译应当遵循顺应差异性的翻译策略,在明确翻译目的的同时,根据译文接受者的文化意识进行翻译。此外,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尽可能洞察原作者意图,并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在不违背原作者写作意图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和创造性。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