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政权立国基础浅析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的两重性。党项是我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党项”这一称谓最早见于《隋书》和《北史》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有关党项的活动，当始于北魏。党项的主宰者是强宗大族，直到李继迁建国，这种情况一直未变，而且“联络豪右”成为西夏政权的国策，强宗大族也就成为党项夏国的统治基础，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豪右”何以构成西夏地方之统治基础？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阐述：其一，西夏地方政权是在强宗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二，西夏地方政权依靠豪右的原…     

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发展

通过对周汉魏晋“故事”的效法进行政权构建,是十六国北魏统治者施政中的一项重要策略。中华“故事”成为其制度建设的范例、决策制定的依据、凸显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在十六国北魏君臣的言辞与施政中,相关制度惯例被广泛选择和普遍运用,这既是其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体现。对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经验开展研究,可有助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汉魏时期氐族的分布、迁徒及其社会状况

氐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它来源于商周时期西北的寺洼文化居民,形成于战国。汉魏之际,氐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已发展到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魏略·西戎传》对氐族有一段专门的记载,就是一个标志。此期间,氐族十分活跃,迁徒频繁。十六国时,氐族先后建立过前秦、后凉、仇池等政权,对当时的历史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以后,他逐渐与汉、羌等民族融合,已不独立存在。     

中国的羯族种属研究（1900—2001）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出现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先后建立了政权。后赵便是羯族石勒部族建立的政权之一。然而,建立后赵政权的羯族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此后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由于史籍记载羯族俱有“深目高鼻多须”的容貌特征,所以后来学者便有推测羯族种属是印欧人种的倾向。至于羯族种属究竟为那般,各学者看法各异,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本文仅就中国学者有关羯族种属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一回顾和反思,期望能对羯族种属问题的解决有所推进。     

《十六法》与十六世纪初期的藏族社会

《十六法》产生于公元十六世纪初的西藏噶玛政权时代。它是借鉴了在它以前的吐蕃法律和帕姆竹巴时期的《十五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为后来《十三法》等法律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因此,《十六法》在整个藏族封建农奴制法制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     

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兼与王育民先生商榷

史学界历来认为十六国时期是人口下降的历史阶段。王育民先生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以下简称《考索》)中则提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口,在十六国前期虽有所损耗,后期即处于不断上升之中”之新说。一般说来,封建社会人口增减是受社会治、乱影响的。只要社会动乱,战争频繁,导致个体小农的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人口必然大减。     

关于石勒的再评价问题

石勒(公元273—333年),字世龙,上党武乡羯族人。公元319—35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后赵政权。对石勒其人,史家历来贬黜极甚。《晋书》称勒“出自羌渠,见其丑类”。《魏书》说他在中原的立国是“夷狄不恭,作害中国”。就是在今人的著作里,也有的认为石勒是“戎狄之患”。或以石勒为“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暴君”。究竟应该     

古代选举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样品 出土《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小记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哈拉和卓墓地发现的十六国时期的纸质文书,不仅数量多,且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书写方式和内容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相继出现一系列割据地方政权,史称“十六国”。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历史影响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法律制度多循魏晋,但当时一些有为君主为了适应特殊情势的需要,在取舍中原汉制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在行政、刑事、民事、经济、婚姻、司法等制度方面均有所建树,从而使十六国时期的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我的祖先 我的盘锦

鲜卑族是继匈奴后在内蒙古高原上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早在西周以后，鲜卑一词就在《史记》、《汉书》、《战国策》、《楚词》、《国语》等古籍中有所记载，并频频入史。在两晋南北朝时，鲜卑开始建立国家政权，其中有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秃发氏建立了南凉，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入主中原的鲜卑人采取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的政策，不但使鲜卑特色文化得到传承，也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大发展。     

关于乌洛侯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就乌洛候的文献记载、名称含义、与室韦的关系、地理分布及流向等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魏书·乌洛侯传》是研究早期乌洛侯历史的基本史料，《通典》、《旧唐书》和《唐会要》中新增入的唐代乌洛侯史料有一定价值，《北史》、《太平寰宇记》和《新唐书》记载的乌洛侯内容都是抄录的前代史书，价值不大。从史料分析，《魏书》记载的室韦包括了乌洛侯，东魏以来的中原人已将乌洛侯看作是室韦的一部分。南北朝至唐代，乌洛侯居地有所变迁，《魏书》记载的乌洛侯人活动在甘河、雅鲁河之间，《旧唐书》记载的乌洛侯人南迁至洮儿河与霍林河之间。缺乏文献根据，单纯从对音角度得出的乌洛侯的名称含义及其与后来古代部落、现代民族关系的结论，是难以取信于人的。任意对音的作法，有悖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是不可取的。     

吐谷浑在中外交往中的作用及原因

吐谷浑“自晋永嘉时(307—313)有国，至龙朔三年(663)吐蕃取其地，”立国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该政权崛起于中国西部之时，正值国内形势跌宕起伏之日。自公元304年匈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止，135年间五胡先后建国十六有余。作为中原与西域交往唯一通道的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军事上的连年战乱，严重阻碍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     

卢水胡和小月氏

卢水胡和小月氏王宗维马长寿先生在他所著《北狄与匈奴｝）、《氏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等书中，多次涉及到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活动于我国西北地方的卢水胡和小月氏等两个民族。由于这两族不是书中研究的主题，而是在叙述各个民族关系中涉及到的，因而...     

试论北凉佛教的影响

试论北凉佛教的影响杜斗城在“十六国”政权中，北凉佛教的兴盛，仅次于后秦，但北凉佛教的对外影响更大。首先，直接影响了北魏。如北凉灭亡后，北凉僧人师贤和昙曜，先后担任过北魏的“道人统”和“沙门统”。参与了北魏全国的佛教管理和某些制度的制定，后者还以“凉州...     

寻根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寻根传统、浓厚的寻根情结和厚重的寻根文化。司马迁为多民族寻根构建了“诸族同祖”理论，东晋十六国时期“五胡”所建政权都把根寻到黄帝、尧、舜、禹那里，拓跋鲜卑及北朝都视黄帝为祖先，黠戛斯自称李陵的后裔，辽和西夏都声称是黄帝的后裔，满族宗谱中也把黄帝视为满族的祖先。少数民族寻根的过程既是与汉族求同的过程，又是其中华意识不断彰显的过程，也是其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历代政权对黄帝、炎帝的祭拜，都是对中华民族根脉的延续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赓续，都会从文化上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的《格萨尔》史料研究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册记录了朗·绛求浙桂与岭·格萨尔王五次会晤的情况,涉及《格萨尔》中八位主要人物,甚至记录了岭·格萨尔王无子嗣的情况;下册记录了元朝时期帕竹政权首任第巴大司徒·绛求坚赞与灵藏、邓麻、馆觉等部落的交往,这些部落均为《格萨尔》中的岭国部落。这些史料在《江孜法王传》《汉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中可得到印证,还被《西藏王臣记》《吐蕃历代赞普史》等藏文史籍所引用。文中涉及的地名、行政机构名均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注记,与《德格县志》记录保持一致,并且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中能够找到文献出处,说明中央政权一直在关注着西藏地方政权此起彼伏的更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古代文学的边疆史料应与汉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因此,《朗氏族谱灵犀宝卷》记录的《格萨尔》史料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有助于《格萨尔·林葱族谱》的辑佚。     

西晋十六国时期敕勒、月氏胡、粟特在西北的活动

西晋十六国时期，除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胡”外，这时在西北地区（今陕、甘、宁、青）还生活着其他一些少数族类，他们散见于史籍零星的记载中。这些少数族虽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更没有力量称雄一方，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西北地区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加强民族团结 构建和谐社会——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

本刊2010年第1期《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共刊出3篇文章,第1篇文章是林荃先生的《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文章对高鸿志先生在其所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一些诬蔑杜文秀及大理政权的观点进行驳论。高鸿志先生于1998年在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杜文秀受了刘道衡的愚弄,派其出使英国,从而在对外关系中铸成大错。因此,有必要继续探讨杜文秀政权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所谓的根源是指阶级根源。高鸿志先生在《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一节中,探讨了杜文秀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大理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是封建割据政权。高鸿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政权。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斗争形势及其与杜文秀起义的关系;第二是给杜文秀划分阶级成分,杜文秀是出身回族士绅家庭;第三是从几方面来论述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林荃先生就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驳,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尤其是作者以大量史料,阐述了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杜文秀...     

风气的力量

近读《资治通鉴》中的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汉武帝时有个叫公孙弘的御史大夫，虽官居高位，生活却十分俭朴。睡觉盖布被，吃饭不重肉味。不想他的同僚汲黯在皇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与小吏无差，诚饰诈，欲以钓名。”按照汲黯的逻辑推理，公孙弘官位那么高，俸禄又那么多，就应当同当时“争于侈靡”的社会风气合拍，过奢侈的生活，否则，便是虚伪，沽名钓誉。其实这只能反映汲黯本人的阴暗心理，实则是一种恶意攻击。遗憾的是，面对皇帝不悦的脸色和同僚嘲讽的目光，公孙弘无言以对。退朝回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