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斥"到"包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路

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无情地暴露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所隐藏的深层危机:经济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社会发展失衡等.国富民穷、两极分化可以说是中国30余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尴尬,由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均衡引发的社会价值的剧烈分裂和对抗,正是当下中国的最大隐忧之一.     

我国新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新论

目前,经济领域中的分配不公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急需为收入分配领域提供更有力的政策保障,对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新时期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和后果,结合著名的"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论述了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并探讨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对策措施.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分析及制度思考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已经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企业分配中利润挤占工资、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大户并形成了税收的逆调节、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秩序混乱、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过高等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在于政府与企业组织的目标冲突与博弈、企业组织与个体的目标冲突与博弈、政府与个体的目标冲突与博弈.只有通过立足于长远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变迁.才能对固化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种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之间,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是收入分配市场化向社会各个领域侵蚀的结果,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所具有的收入差距放大效应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可小视的因素.要改变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遏制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的增长.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试论我国90年代的寻租特点及成因

试论我国９０年代的寻租特点及成因曾昭宁在我国当前出现的大面积社会分配不公中，最突出的是权力进入市场参与分配形成的黑、灰收入，使极少数官商官倒及少数依附于他们的个体户、不法分子在短期内牟取暴利，成为巨富，这是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中最悬殊和最不公平部分，是构...     

构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平体系

现阶段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存在较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公平残缺，很容易诱发部分社会群体的妒忌心理，激发诸多社会矛盾，甚至引起政治动荡。矫正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和重构新时期收入分配的新格局，着力点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突出社会公平。基于此，从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和结果公平四个维度构建公平体系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形社会结构的最重要路径。     

经济转型中的城镇居民收入问题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经济转型给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一是收入大幅度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二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三是滋生了灰色收入,分配显现出不公.根据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经济增长会促进居民收入增加,而收入差距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经历.“先富”政策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提倡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消灭平均主义.制度设计的非合理性及制度的死角,滋生了灰色收入,有失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路径选择首先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其次是要加大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力度,最后应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拉美病:根源及其启示

"拉美病"的产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宪政民主制度不健全和公民社会主体缺失等因素外,新自由主义的盲目扩张也是拉美病症加剧的另一病根.拉美问题警示我们要关注我国经济转型中的拉美化倾向,积极从拉美国家的教训中分析自身的问题,重新思考政府和市场、市场与公平、效率的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分配公平问题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必须重视和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在起点、过程、结果上都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并有收入差距过大、差距快速拉开、社会心理冲击大等特点。保障收入分配公平,要立足实际,坚持科学发展,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     

收入分配的变迁--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对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权衡体现了人们的分配观念,分配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中,与分配方式的变化相一致,我国的收入分配观念经历了如下变迁过程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公平优先→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公平优先→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下的兼顾效率和公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要素贡献分配下的初次分配体现效率,再分配体现公平.     

论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改革路径

由于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分配不合理加剧,利用非市场的因素攫取财富引起社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在失业量较大和工资增长率较低情况下拉动内需始终无法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引起了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如何实施更为高效公平的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焦点.对于收入增长和分配公平的期望不断提升,期待政府对于初次分配不再是"零参与",应该对在分配领域里纠正市场失灵承担责任;应该执政透明;应该优化市场分配的外在制度,如改革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等;尽快实施分享工资制等新的报酬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里着手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最终要理顺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建立收入消费的健康关联.     

"九·一八"事变前后《申报》爱国活动述评

"九·一八"事变前后,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始终站在爱国和正义的立场上,通过时评深刻揭露日本发动事变的侵略野心和本质,质疑和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严厉批判国联及李顿调查团向暴力妥协的卑鄙行为.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唤起民族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跃进"饥荒中粮食的供给、分配与消费

几十年来"大跃进"饥荒成因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历史文件资料并结合实证研究,从粮食总供给、超额征购、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和消费三个层次对近20多年关于饥荒成因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单一的FAD因素和Entitlement因素很难解释整个饥荒;超额征购是农业浮夸和工业化加速两方面原因的结果,但农业浮夸主要影响饥荒前期;公共食堂更可能是一系列其他政策变量的代表,集体积累及其对饥荒的影响可能被高估,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非公共食堂绑定政策;由于整个时期关键政策和影响因素的变化,将饥荒从1959年划分为触发和持续两个阶段更为合理.     

"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建立市场初次公平分配经济利益的客观机制--五论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

鉴于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高度重视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明确提出了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则和政策,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除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再调节和再分配外,最基础的是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自身客观的、公平的初次分配…     

试论资源配置中的生产资料市场体系

一西方国家感到最棘手并难于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是资源最优配置和收入的公平分配。社会主义经济在资源最优配置和收入的公平分配问题上同样也存在难题。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也好,政策调整也好,收入的公平分配受政治体制制约的因素颇多。在这二个问题中,无论在宏观领域还是在微观领域,资源的合理配置都应该是我国寻求经济稳步增长的当务之急。我国长期以来受自然经济的影响,习惯于将自己囿于仅把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之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收入分配对策研究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特别是为应对"十三五"期间社会深层次变革,谋求未来高效发展的全新动力的具体要求,必须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初次分配领域强调"迫切性",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整体收入的比重,再分配领域重点将抑制收入差距和保障社会公平的目标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从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绩效及启示(英文)

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的29年,特点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从1978年至1991年的13年,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经营方式多样化和生活资料的快速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三是1992年至2006年的15年,特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化和城乡与城市居民生活资料占有差距的快速扩大化。新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经历了一个由旧中国收入水平极低、分配极不平等通过革命手段达到过度平均,然后又由这种过度平均通过改革走向拉开收入差距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收入的平均程度主要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变化以及不同时期积累与消费关系变动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