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论春秋《公羊传》对儒家民族伦理思想的阐释

《春秋》在汉代公羊家的视阈中是一部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家通过《春秋》之辞、笔削和书法阐释的《春秋》之义具有表层与深层两层含义。其中蕴含的体现于春秋《公羊传》中的儒家民族伦理思想集中于夷、夏可以互变、两者同样可以进化的夷夏观,它反映了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和统一的发展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儒家民族伦理学的精华。春秋《公羊传》的民族伦理思想来源于孔子,发端于《春秋》,由于其本质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道德自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莺要的影响和作用。     

《春秋公羊传》的语序观浅探

本文通过对《公羊传》正文的考察,发现古人对语序与语义条件、句法结构、语用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相当的认识,只是没能从语法学的高度作出概括。据此认为中国的语法学于先秦时期已萌芽。     

《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     

论“春秋书法”的修辞技巧——基于《公羊传》的分析

文章从修辞学角度对“春秋书法”进行解码,认为“春秋书法”是对上古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一种修辞学阐释,体现了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丰富高超的修辞技巧:注重同义语言形式的选用;注重句子的调整,如移位、分合、省略;注重辞格的运用,如避讳、比喻、反语、借代、统称、增字、转类等.不仅具有表达准确、生动形象的一般修辞功能,更具有寄寓微旨、惩恶劝善的特殊修辞功能,体现了审美价值与社会功利价值的高度统一.     

《公羊传》解经方法初探

:《春秋》本是鲁国史官原始记录的档案汇编 ,是纯粹史书。专门解说《春秋》的《公羊传》 ,却基本上不解其所载史事 ,而是用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节外生枝、无中生有、任意曲解等方法 ,阐释出种种所谓《春秋》之义。《公羊传》所说《春秋》之义 ,在政治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 ,但就其解说《春秋》本文的学术意义而言 ,则几乎一无可取。     

《春秋公羊传》的核心思想与流传过程诸论

《春秋公羊传》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典籍,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当是先秦至西汉初的公羊氏子孙及沈子等一批儒生,成书年代当由口耳相传,至汉景帝初年写成定书;流传过程乃成书后,经与《谷梁传》《左传》的地位论战,两败俱伤,渐至衰微,至清代重受重视;其特点是重在释经（以《春秋》为经）,对中国历代的政治、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堪称＂六经＂之首。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试论春秋奔者与本国和奔国的关系

春秋奔者大多数是政治避难者和流放者，奔者与本国是逃亡者和驱逐者的关系。这种不相容关系演变为三种结果：变本加厉的不相容关系、相容关系和关系断绝。奔者与奔国是投靠者与接纳者的关系，也是双向选择关系。在一般情况中，本国与奔国不会因奔者而影响原有的国家关系。影响三者关系的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是政治动机和情感倾向     

《吕氏春秋》的饮食主张与烹调技艺

《吕氏春秋》不仅保存了我国最早的烹饪文献，而且提出了讲究滋味、食养人亦伤人和以“时”、清淡、适中、讲究卫生等有价值的饮食主张。在烹调技艺方面，《吕氏春秋》强调水、火候与齐的重要性，要求把握好度，精选原料，寻求多种食物原料、调料的和谐、统一。这些主张虽服从和服务于修身、治国这一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也为中国饮食文化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即“伯”,即争当“诸侯长”。历史上,虽有孟子等儒者对春秋史事评价过低,但孔子作《春秋》记载春秋大事,对齐桓公、晋文公主盟之事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从这段历史中发现政治智慧与思想之光,以“大义”和“微言”形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大义”主要有：“尊王”“尊周”,反分裂;“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天下治理,“会盟”共商;倡仁道,鄙诈力等。“微言”主要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春秋》“大义”和“微言”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和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阐发与转化：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举贤能理政;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维护文明延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等,这些在当代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论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中的一种范式

从宋代到清代的复仇文学中潜存着一种固定的叙述程式和不断重复的复仇情节,这也就是一种情节性形象范式.这种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有生命力.它能满足那时的不同文化人群的审美需要,表现全社会不同群体的价值观.     

宋传奇中的复仇女性形象论

宋传奇中塑造的复仇女性形象,感情执着浓烈,复仇行为果决有力,此种精神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宋代理性精神的轨道。然而,偏离是有限度的,女性的复仇,无论是为着爱情、家庭,还是压迫,都没有脱离时代文化意识的束缚,更没有形成与现存制度的对抗。宋传奇作家把她们的行为纳入封建伦理的框架之中进行评价,极力地突出女性复仇的现实合理性。     

试论春秋的世子制度

世子制度是春秋时代统治权力继承的典型模式,周代宗法制从世子的确立及后天保障等多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规定。但西周晚期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破坏正常的统治权力传承秩序的现象,对世子制度带来严重冲击,使其解决统治权力继承问题的效能逐渐丧失,进而引发了春秋时代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动荡,并导致社会政治重心不断下移。     

危机与应策——论当代复仇现象

复仇作为一种制度随着国家化的进程已经消失了,但作为一种现象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在现实中还是不断发生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复仇现象的阴影,形成巨大的社会和国家危机。从法律角度而言,复仇现象有着复杂的理论基础,不仅对于复仇本身的产生和处理有着意义,对于法律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同时就世界范围内而言,复仇现象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和发展趋势,因此对复仇现象必须全方位多角度采取措施,使其得到有效控制。     

论《春秋》决狱与汉代礼法并用

《春秋》决狱这一汉代出现的特殊审判方式,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司法审判制度发展史上虽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但其在审判活动中立足于儒家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法理解释、以及作为儒法结合的标志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后世发展方向、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