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先生哲学探索历程述评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冯友兰先生是公认的哲学大师。在二、三十年代,他撰写了被誉为“里程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开创了科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格局。在三、四十年代,出于对民族危机的深刻感受,他建立了“新理学”体系,以其融汇中西、体大思精,成为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1949年以后,在社会巨变的旋流中,冯先生重新探寻安身立     

论张爱玲小说的悖反现象及其文体意味

<正> 有人说,“张爱玲是属于四十年代的”,这不仅指“她的青春,她的光辉存活在四十年代的小说和散文里”,更指她的小说散文本来就是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一部分.它们与其所致力再现的那个世界血肉相连,浑然一体.     

四十年代文学“民族形式”倡导中的创作问题

本文描述了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从“通俗化”、“大众化”到“民族形式”倡导的发 展过程，探讨了四十年代文学“民族化”倡导产生于抗战需要和战后复杂的国内政治矛盾的社会历 史原因，并着重分析了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民族化”理论在创作实践中的困难，以及“民族化” 理论的消解方式。     

四十年代初期上海的鲁迅研究概述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国作家团黄药眠、唐弢、柯灵、林焕平、丁景唐、王辛笛、楼栖等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参加“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与香港和海外学者一百余人相聚一堂,共同探讨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本文是丁景唐同志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四十年代上海的鲁迅研究工作》中的第一部分。     

简谈桐城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在评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年德意志派”文艺、四十年代的“真正社会主义”文艺及五十年代的“席勒式”文艺时,曾多次重申他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阐述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此,评价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应强调他们“是他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而正是从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论20世纪40年代罗家伦的民族理论研究

在对原始民族、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的族群文化及其历史进行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学主流的情况下,罗家伦从近代欧洲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与理论出发,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等民族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最终落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上。他对民族基本理论的阐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略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景

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在二战前已获得相当大的发展，战后初期由于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受到中国成为战胜国“五强”之一的巨大鼓舞，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华文教育在各国华人的积极推动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盛况。据统计，i954年海外华校总数达4000多所，其中95％以上在东南亚，而以马来西亚和印尼最多，各达千所以上。可是好景不长，随着50年代东南亚各国民族政权建立后，自5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国家都强制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而“教育同化”则成为首当其冲。在急转直下的“同化”政策的冲击压制下，使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骤然衰落，直…     

四十年代女性文学“三人行”——张爱玲、苏青、梅娘创作比较谈

张爱玲、苏青、梅娘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于文坛，创作的鼎盛期同在四十年代中期。之所以将张、苏、梅三人并提，并不单纯因为她们出现的时间上的一致，更主要的还是她们创作上的颇多相似。在沦陷区写作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她们或许是有意避开敏感的政治题材，而关注着“女人”在时代大潮的流转中命运的变迁，从而使她们在四十年代文坛上高擎起女性文学的大旗。     

四十年代女性文学“三人厅”──张爱玲、苏青、梅娘创作比较谈

张爱玲、苏青、梅娘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于文坛，创作的鼎盛期同在四十年代中期。之所以将张、苏、梅三人并提，并不单纯因为她们出现的时间上的一致，更主要的还是她们创作上的颇多相似。在沦陷区写作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她们或许是有意避开敏感的政治题材，而关注着“女人”在时代大潮的流转中命运的变迁，从而使她们在四十年代文坛上高擎起女性文学的大旗。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章从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鉴于二三十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大众化讨论的未深入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有了实践的环境,党对其认识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的“大众化”成为了“化大众”而遭批判。文章通过分析党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文艺中的作用,论述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变化背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人们共同体刍议

人们共同体,学术界亦称之为“民族共同体”。这个专门术语最早始用于50年代初,即1953年在翻译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时)将“”译成“人们共同体”。后来,约70年代开始,在苏联民族理论界又出现了“”一词,“”一词是“民族的”意思,“”是“共同体”或“共同性”的意思,两者联用译成     

浅论中日早期近代化运动成败之原因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大举侵略东亚,中日两国都陷入了深深的民族危机之中。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日两国的一部分人开始醒悟,他们向西方学习,谋求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途径,从而开始了充满痛苦然而却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近代化进程。日本的近代化运动始于“开国”前后的幕藩改革运动。三十、四十年代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威胁时,日本各藩国统治者即着手从事军事方面的改革和奖励西学。开国后的五十年代,幕府进行了安政改革,水     

资产阶级“自由神”的丑恶表演

三十年代中期,江青曾经演出过一出夏衍编写的鼓吹资产阶级“个性自由”的戏剧,这出戏的名字叫《自由神》。江青对这出戏欣赏备至,常以“自由神”自比,并专门撰文宣称要“为自由而战牺牲”。果然,从三十年代至今,凡四十余年,江青确是“自由”的词儿从不离嘴,她俨然真的成了一尊“自由之神”了。     

论90年代女性长篇小说现象

90年代是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五四”以来,女性写作出现了三个高峰时期:“五四”时期女性作家自我意识初步觉醒,而在民族危亡时刻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环境下,女性被迫集体“失语”;80年代女性意识再度觉醒;90年代的女性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随着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而迈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是中华民族“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北方民族“史学”在其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不同于中原汉族“史学”的民族特色。 一、不平衡性与渐进性 从先秦至清末,先后活跃在中国北方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计有四十几个。但是,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史学”。除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维吾尔等少数几个民族有“史学”外,其余大都未见形成他们自己     

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本文认为 ,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 ,在四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 ,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 ,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 ,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两化”互动规律在不同政治格局的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的运行中有明显差异 ,但在创建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民大众文学上却表现出趋同性 ,这在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七月诗派等的文学里都有所体现     

理论研究在改革中深化

四十而不惑。在经历四十年风雨,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年代锤炼的上海社联,在社会科学理论战线上,是显得更为成熟了。 江泽民同志在十年前的上海社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作过一个极富感染力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在改革和开放的实践中“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任务。 社会科学理论必须在也只能在改革和开放的实践中发展和深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问题的研究

应该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关系并非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才提出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近 1 0 0年的历史 ,在这不平凡的百年中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必然要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由于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致使它长期以来成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焦点。许多政治家、理论家和一般学者都作了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并留下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80年代的“文化热”和 90年代初的“国学热”也都涉及这个问题 ,…     

冯友兰与新实在论——新理学逻辑分析法述评

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创作了新理学体系,影响颇大。新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的结合。本文试图从方法论角度,对此作些探讨,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一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濒于灭亡的危境,“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近代的时代中心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得解放?如何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就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