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初期的探马赤军问题辨析

本文对国内外蒙元史家在讨论蒙元初期探马赤军的族属、组成、职能和地位等问题中有分歧的看法加以辨析,以期在吸取各位史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蒙元初期探马赤军的原貌。     

蒙古时期山西的探马赤军与达鲁花赤

探马赤军是蒙元时期的重要兵制之一,而达鲁花赤则是重要官制之一。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对此已有较多的论述,弄清不少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从地区角度展开的论述并不多见。本文试就蒙古时期山西的探马赤军与达鲁花赤的起源、职能、地位及其作用等问题加以分析...     

搠力蛮部探马军之变迁：从帝国边军到汗国军阀

搠力蛮部探马军,是13世纪30年代蒙古派出西征并镇戍边境的军队。在搠力蛮、拜住的相继率领下,到13世纪50年代,这支军队盘踞外高加索地区,有了半独立倾向。伊利汗国建立后,为加强中央统治,不得不剪除这一军事、政治障碍。拉施特在《史集·部族志·雪泥部》中插叙了搠力蛮部探马军在伊利汗国时期的变迁,揭示了历代伊利汗通过各种手段,制约并削弱该部的过程。从旭烈兀到合赞,伊利汗国逐步蚕食这一帝国早期遗产,最终将其剪除。     

“探马赤”词源新释

探马赤,在史料中又写做探马、探马臣等,它是蒙古族历史上一种军制的名称,对于该词的词源及含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众说纷坛,至今尚无定论。 贡歇颜先生认为:探马赤一词源于突厥语的“答摩之”和契丹语的“挞马”或“挞马城”,“先为扈从之官,后为前锋之士而己。”     

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

内迁畏兀儿人的主体即普通民众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他们是以聚族而居的聚落形式,定居于关内各地的。内地普通畏兀儿民众,绝大多数是受海都、都哇等西北叛王发动的战争的波及而迁居内地的。朝廷在安置畏兀儿人时,赋予了其浓重的军事色彩。各个聚落,除永昌和大都外,在形成之初,大多带有军事镇戍或屯田驻扎的性质,这与他们探马赤军的身份有关。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上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     

"外游"与"内游"——宋元时期"文气"说略论

到宋元时期,"文气"说有了显著进展,突出地表现在作家修养论方面的"外游"、"内游"两派相对立的观点上."外游"说以北宋苏辙、马存为代表,偏于强调"江山之助";而"内游"说以蒙元初期的郝经为代表,偏于强调读经明理.两派观点均有偏颇之处,但也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具有调和色彩、观点更加稳妥全面的折中派,元末明初宋濂集其大成,从而使"文气"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试析金末元初汉人世侯的人格特质--以张柔、张弘范父子作为个案

张柔父子是生活于蒙元时期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他们与真定史氏等并为河朔地区的大世侯.从人格特质入手探讨此类人物,可以使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和评价事于蒙元政权中的汉人世侯群体,亦可对"民族气节"做出历史性思考.     

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

有明一代,随着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明代前期,明朝采取恩威并举的外交策略,与此相应,出现了贯彻和反映这一策略的《元史》。以《元史》修纂为中心,出现了诸多续补、改编、补正元朝史事的著作,推动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发生了由战记史学作品向边镇志书的转变。明代后期,随着女真势力的崛起,明人的记述重心又发生了由"九边"向"东事"的转移,对相关蒙古诸部的记载往往附着在对女真的记载之下。     

"触物兴怀言不尽,春来非是爱吟诗"——《月泉吟社诗》主旨及影响

《月泉吟社诗》为宋末元初最具影响力的诗社--"月泉吟社"之社集,也是我国第一部诗社总集,更是我国第一部田园诗总集.其作者大多为故宋遗民.由于对蒙元政权的不满,集中诗作对陶潜之退隐不仕深致追慕,并藉春日田园之景物,寄寓故国之思与遁世之意,可谓新的时代环境下诗人创构的新的"桃花源"."月泉吟社"之活动形式及社集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际,由于历史的惊人相似,效仿、祖述者,颇不乏人,作用甚剧.     

试析蒙元政策对元末明初新生民族形成的促进作用

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土族等是元末明初形成的新生的民族共同体。蒙元时期推行的某些政策,对这些民族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综合来看,蒙元统治者实行的"恩威相济"的策略,有利于元代新生民族的形成;屯田等重农政策、驿站制度的建立,加速了民族共同地域与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重儒学、程朱理学的政策、语言并用政策及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使新生民族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成为可能。     

蒙元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而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含混,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而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普遍等问题。     

论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

贡女制度是 1 3世纪前期到 1 4世纪中叶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重要的交往形式之一 ,它以制度化的方式 ,规定了蒙元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体现了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的政治控制、民族压迫和人口掠夺等政策 ,是双方宗属关系的典型体现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分别发生在蒙哥汗统治时期的1255、1256、1258年和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十八年.在蒙元政府的支持下,佛教在四次辩论中打败了道教并最终成为帝国的国家宗教.蒙元政府主持召开辩论的深层目的在于甄别各教优劣、遏制全真教过快膨胀和巩固藏传佛教国家宗教之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其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是宗教必须有助于而不能威胁到其统治,考虑境内民族成分和统治区域的变化,要符合蒙元王朝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国策.     

试论回鹘文契约的前后期之分

现存已发现的300余件回鹘文契约,中外学术界大多认为是公元13~14世纪蒙元时期,从契约的具体内容及其历史背景考察,可分辨出时代早晚,从而做出前、后期的区分。前期以"官布"或"棉布"若干个为单位;后期以"中统宝钞"若干锭或金银若干两为单位。前期行用高昌、柳中等唐五县为行政地域界定,后期则无。对买卖土地四至,前期契十分严格,后期契则可有可无。对悔约问题,前期契无悔约受罚条款,后期则须"悔约罚贡"。这些均显示出前期契具有9~12世纪西州回鹘王国时期的特点,后期契属13~14世纪蒙元统治高昌回鹘时期的契约。     

开创蒙元史籍整理的新时期——读田虎的《元史译文证补校注》

中国的古籍十分丰富,在浩瀚的古籍大漠中,使学者最感头痛的是蒙元史籍。这不但因为蒙元史籍除中国(包括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外,还有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甚至世界各国学者的多种文字;而且,蒙元时期由于制度本身和文化中多民族因素的存在以及交互影响带来的特殊困难,     

元代王祯诗歌创作缘起研究

元代王祯创作了207首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的诗歌。这些诗受蒙元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影响而产生,是蒙元题画诗的繁荣和历代农书体例传统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王祯诗情、才情和推广农器与归隐田园愿望的有效表达方式。     

马祖常丝绸之路诗歌创作谫论

马祖常是蒙元时期一位重要的西域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其丝路诗歌以描绘丝路西北段、吟咏上都、表现大都等地的风光、习俗为主,语言清雅、感情清醇,为蒙元丝路文学由前期歌吟西域转向后期表现北方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蒙元时期的哈刺赤与兀刺赤

由于受古蒙古语读音规则的影响,蒙元时期具有"马夫"之意的兀剌赤常被转写为哈刺赤而著入元代及后世载籍中.哈剌赤一词的释解也随之众说纷纭.其实,汉字音写的哈剌赤与兀剌赤实即同一词之不同转写.     

蒙元时期旅游主体之构成初探

蒙元时期承继了唐宋的旅游发展势头,旅游活动兴盛,并在旅游主体的构成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蒙元时期旅游主体由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商人、宗教人士、国外旅游者和普通百姓构成。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前三者,而国际旅游者的活跃,则是此前各朝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