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除一些“现代史”著作有所论及外,几年前出版过这个专题的资料选集,并陆续有关于这一专题的论文发表。这说明史学界对这一课题是重视的。但在有关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分析和评价中,似存在着不够全面和精当之处,本文就此发表一点看法,供史学界研究。     

关于世界现代史“时代及其主题”的思考

关于世界现代史的“时代”问题,史学界十余年来都避之不谈。虽然理论界进行过讨论,但其各种观点都有偏颇。１９００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实为“两种制度为主的世界多种政治力量从对抗到并存、竞争的时代”,而时代主题在５０年代中期发生了转换,即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如关于研究时段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面的问题,关于运用现代财政理论和公债理论来分析、研究的问题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国民政府外债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浅见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史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以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一种认为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①我同意后一种意见。现略谈浅见,请读者批评指正。     

美国史学界对流行文化与其受众关系的研究

流行文化研究,是当今美国的热门学术领域;对流行文化与其受众关系的探讨,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美国史学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对某些历史事实的叙述,更是透视美国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综述“无权”与“有权”两种观点的主要著作,勾勒美国史学界流行文化受众研究的发展历程,或许有助于把握美国当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流行文化研究在史学界的发展脉络。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法兰克福学派对流行文化问题的探讨对美国史学界关于受众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答青年同志的提问

<正> 解放以前的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没有“中国现代史”这门课;就是“近代史”,开设的也不多。解放以后,也还是从1956年起才逐步添设这门课。在此以前是讲“中国革命史”或“党史”。中国的“现代”,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近年史学界的意见大都主张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始,在此以前划入“近代史”的范围。但习惯上是从1919年“五四”算起。从1949年起是更合理的主张,但习惯下的情况,暂时也不易变过来。如果是仍照1919年“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它的内容要比“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更宽广。它应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各个方面,     

高句丽史的归属问题

高句丽史的归属问题，史学界见仁见智，意见不一。从历史事实看来，应“一史两用”，即：高句丽史首先属于中国史，但它又属于朝鲜历史的一部分。     

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

问:李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几十年来已成定论的理论概括,自从您提出并进行了重新检讨之后,在史学界引起了注意和争论。我们编辑部也感到,这将是一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论争,所牵涉的不仅是近代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关系到现代史乃至当代史的砑究。所以,我们想请您谈谈您提出这一问题的思路和背景。答: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是三十年代学术界讨论社会性质时提出的。当时只是作为一种观点在争论中     

对“史与论关系”争论问题的逻辑考察与反思

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的是如何科学地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史学认识论问题.该问题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始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在当时全民学马列学毛著出现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中,有人认为研究历史也要“以论带史”,由此而引出了“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形成了史与论关系争论中的三个基本口号将不同口号者或在解释上或从政治角度来做文章,谁也没能说服谁.“文革”时,由于政治原因争论一度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和对形而上学倾向的反省与批判,争论进入新的阶段,史学界人士首先对原有的三个口号进行了评价,然后在三个口号的基础上做了许多的补充、修改或解释说明,形成了十余种不同的看法(1985年以前的观点可参阅198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蒋大椿《关于史论关系的讨论简介》一文,以后的主要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李桂海的《从史论关系谈几个历史思维模式问题》,《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文思启的《史论结合新议》,《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日戚其章的《谈史与论的关系》等),可谓硕果累累.但是,纵观累累硕果,各家只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终究没能取得一种较为完满的、为大家所认可的结论.而从近些年来看,由于经济改     

关于区域史研究的理论思考

区域史是近年来在国内史学界颇为流行的一个史学研究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理论问题如区域史的定义、研究方法、学科价值等,成为史学界热议的话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史学界规范区域史研究的学理诉求,也将推动区域史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区域史研究中区域的界定原则、区域史定义、学科价值及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加强跨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深化对区域史研究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实现区域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是区域史研究者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在目前高等院校“中国现代史”教科书和“国共关系史”的著作中,较普遍地称为“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笔者最近在查阅国共两党的有关文件、资料后,感到上述结论有商榷的必要。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1,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两个月后举行的     

论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与中间路线——兼评民盟历史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正>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民主党派问题已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目前已成了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民盟历史时,关于民盟有无中间路线的问题,史学界存在两种有代表性的倾向。本文试图从分析民盟的政治主张及其社会实践入手,对解放战争时期的民盟与中间路线的问题,作一探讨;同时对在此问题上的两种倾向作一简略的评述。     

谈谈口述史工作者的修养

近年来中国口述史学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不仅在史学界,在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口述史的相关作品。互联网上,关于口述史的文章也屡见不鲜。然而当前中国口述史学界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口述史工作者的修养亟待提高。文章试从理论修养和专业修养两个方面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和看法,认识浅薄,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关于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形成不同的主张：或以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标准,或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或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为分期标准。这些标准都不符合中国通史的学科分期要求。中国现代史作为通史,其分期应当以社会形态的变迁为标准,应根据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将其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的准备时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时期或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或现代社会主义时期。     

从云南傣族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农奴制谈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史学界已争论多年,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仅从对云南傣族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过的农奴制的研究入手,就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谈几点意见,不当之处,敬请有关研究者批评指正。     

香港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刍议

<正> 香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香港从华南滨海一隅的渔村小岛发展成为世人瞩目的现代国际大都市,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深入探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香港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未引起内地史学界的足够重视.这种状况与学科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实际上,不论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上,目前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拟就香港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关的若干问题略抒拙见,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     

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

援引“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各种尝试明显带有“传统——现代”两分的现代化模式的印痕。中国古代市民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基础之上。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阶层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某些成果能给市民史的研究提供启示。市民社会与宗法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的基本命题。     

应以20世纪初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正>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接受了苏联的世界现代史编纂体系,将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认为世界现代史是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代。我们认为,对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给予重新认识、重新确定的必要。一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冲破了帝国主义阵线,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赞颂十月革命,但同时也感到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不够妥当,不能全面、准确地体现世界现代史的现状和基本内容。如何确定一个时代的开端,反映的是人们对这个时代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的认识。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体现了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某些理论和观点对史学家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曾就时代问题作过多次论述,并列举了许多事件作为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十月革命前夕,列宁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

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过去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等,也有称作中国现代史的。近世史这一名称,是因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划分世界史而来的。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写道:“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于1902年——引者)也”。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对比地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