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     

从《抽思》《思美人》看《离骚》求女的喻意

文章论证了二《思》的创作时间与《离骚》相距不远，且二《思》早于《离骚》。“思美人”与“求女”实际上是同一意象体系，两者的喻意应是相同的。从取喻缘起，所求对象和结果三个方面看，二《思》所思的“美人”均喻指君王。因此，与二《思》内容紧密相联的《离骚》中“求女”的喻意，理应紧承“思美人”的喻意，即喻为求合于君，而非“求贤”或其他。     

《离骚》哲理思辩初探

《离骚》作为屈原的自传体式的抒情长诗，充满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怀疑、否定天命论、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方法论和朴素的辩证思维。     

《离骚》层次结构探索

众多楚辞读本往往回避章节之学、层次分析的原因为: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史的复杂性、研究内容的特殊性。《离骚》分段争议颇多,大略分为二、三、四、五、八、十、十二、十三、十四段以及“二分法”或“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等。从结构层次的合理性而言,“两分法”最经得起推敲,古人“前半”“后半”之说,“人境”“神境”之论,颇切辞旨。延续“两分法”的王邦采的“三分法”,在较多学者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构成了“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达到统一。     

略论《离骚》与《九歌》之关系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与作为南楚巫鬼文化结晶的《九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语言表达、意象重现、情感表现等层面的比较分析 ,以揭示两者之间这种影响和被影响、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

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使以往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结论。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关系最密切者有五个方面:1.《离骚》的作者;2.楚国的族属;3.屈原的生年;4.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5.关于龙凤意象与图腾崇拜。     

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 --解读《离骚》

本文认为<离骚>是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屈原是"中国放逐诗学之父".<离骚>的题义是解读这首长诗的关键.<离骚>展现了一个放逐诗人崇高而痛苦的心灵历程,蕴含了五种放逐情结的基本类型,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偏蹇之难到偃蹇之美──《离骚》篇名与楚辞审美取向

《离骚》之名，并不是如传统说法所言，是遭遇忧愁之义，而是指遭遇蹇难，这 是它的第一层含义。骚字是楚地方言，指的是蹇难。骚蹇还有扰动不静之义，是由蹇字的原型 引伸出来的第二层含义。蹇指跛足，这是它的原型，也是它的第三层合义。《离骚》之名的三层 含义所形成的语义场，成为这篇作品的三重旋律。屈原经常用偃蹇一词来表现低昂起伏的美好 事物，使它的所指对象经历了由病态到常态，由丑陋到美丽的转变。到了汉代辞赋中，偃蹇所 表现的屈曲之美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的普遍崇尚。     

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经学发展与西汉文学思想的演变

在不断演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西汉经学经历了逐步抬头、正式确立和空前发展并盛极而衰的三个时期。与此相应 ,西汉的文学思想也随着经学进程的不同状态而发展变化。总的趋向是认为文学是政治教化的组成部分 ,以经学为中心 ,受经学支配。尽管后期“文学性”特质比前中期更加突出 ,但也没有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     

汉简所见西汉优抚措施

西汉的优抚措施建立在军功爵制基础上,面向全体官兵;在论功行赏的原则下,对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主要包括在给立功将士的赏赐中。政府礼葬死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戍边军人家属受到优待,有可靠充足的生活保障。西汉军功爵制有严格的等级界限,优抚措施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差别,反映了西汉社会的等级性特征。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李贽汉史批评述论

李贽《藏书》中充分展现李贽史论及其历史批评的精髓,他以原情论势的方法对汉史文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观点予以驳议,以全新的价值观对汉代历史人物作出评断,不以成败论英雄。李贽在精研汉史文本的同时,《史记》对其著述在叙述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道教房中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汉代养生画像石刻

养生汉画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达着“下根”之人对于道教义理的认识和选择。以往相关研究多流于图像内容的阐释,着力点在于将该类画像还原成文献,缺乏对图像形式背后所隐藏观念意味的关注,未曾从道教房中养生思想对汉画观念浸润的层面作深入考察。汉画房中养生题材是一种宗教仪式符号,是对特定历史时期道教养生观念的诠释和图解,它的出现,与汉代特殊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评李元昊

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 ,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 ,全面客观地评价了西夏王朝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历史功绩 ,充分肯定其从民族实际情况出发、推行有特色的“汉化”政策的举措以及在祖国统一、民族融合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