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和辻哲郎"风土文化论"成因浅析

和迁哲郎（1889-1960）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化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风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核心观点是“风土文化论”。本文主要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分析了“风土文化论”的形成原因，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和迁哲郎的个人生平与学术兴趣在“风土文化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家庭教育和乡村的生长环境对他的性格影响；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层思考，其中“日本人意识”是他展开对日本民族及其文化探讨和追寻的起点；时局变化和“国策”需要对“风土文化论”写作的影响，“战时”的写作背景是他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的传承。其中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他的触动最大。     

“日本最早的居民源自华南”为何得以成说?

日本古人类的起源，是人类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１９４９年，日本现代人类学权威长谷部言人博士就从人种性状的角度提出日本绳文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下同）人来源于华南的观点。紧接着，１９４９年９月群马县岩宿发现的“先土器时代文化”，将日本史前考...     

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情结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巧妙借用了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的原始自然观——“森林思想”,将边缘文化成功地导入其文学作品之中,使“森林”的象征意蕴变得异常丰富。将森林中的神话和传说所包孕的独特宇宙观、生死观再现于文本中,映衬出本民族的灵魂、传统和文化之根,寻觅治疗痼疾难愈的现代文明的良方,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迈向“再生”提供契机。     

中日文化的三点差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而日本则是一个岛国 ,民族单一。在这种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文化 ,表现出了以下三点明显的差异 :1 .“大”与“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大”而“粗” ,而日本则恰恰相反 ,它的文化的特点是“小”而“细”。体现在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人一般讲究大而全 ,而日本人则注重小而精。例如在建筑方面 ,中国人讲究排场 ,重视规模 ;日本人注重内容 ,讲求实用。中国的寺庙一般都比较宽大而排场 ,占地面积较大 ;而日本的寺庙相形之下就显得小多了 ,但里面的内容却也不少。再如在待人接物方面 ,中国人待贵客…     

浅析儒学在日本的整合

这里说的是一个关于儒家文化的老话题，不过，本文希冀做到的是，把儒家思想在日本产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作为文化切片，探讨一下儒家文化的世界意义。一、儒家学说在日本的不同命运日本是世界上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度。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在《日本人》中称：“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①这说法虽然夸张了一点，但它道出了中日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儒家文化传入日本的确切时期该在6世纪初，公元513年6月，百济派五经（《尚书》、《周易》、《诗经》、《春秋》、风记》）博士段杨尔赴日讲学，开儒学传入日…     

甲午战后50年间留日学生的日本观及其影响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将日本视为最佳学习榜样。中国留日生的日本观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的印象从总体上讲是很好的。当时日本是欧美新思想传入中国的一座带有中介意义的“桥”，而留日生则充当了真正的架桥铺路人。留日生对中国社会的突出影响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     

为了灵魂的救赎——大江健三郎《人的性世界》解读

大江健三郎以“性”为观照社会、表达思想的独特视角，通过对人充满寂寞和痛苦的性世界的描写。展示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诉求，进而揭示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立，从而引发读者对现有社会、文化秩序的质疑，并最终达到“拯救日本人、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之目的。     

日本历史上两次重大的革新运动——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

从世界历史上看,日本人民是最善于向外国学习的民族,他们勇于吸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改变自己落后的和过时的东西,特别是近代以来,这种特点尤其引人注目,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在他1977年出版的《日本人》一书中,对日本引进外国文化,有过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像日本人那样自觉的、大规模的文化引进,在西方历史中是找不出同样例子的。”①日本人在引进外国文化的同时又能保持自己民族的个性,这样就使日本不断地进步。     

认同与离异--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中日文化近代转型比较”这一课题一直都倍受学者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日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先生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一书,作者选取了1862年日本“‘千岁丸’航行上海”这一历史个案,来分析中日两国近代转型的差异及其原因,可谓独具匠心。此著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通过分析日本藩士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考察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离异心理。作者指出,“千岁丸”上海行,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但它背后…     

毛泽东人民为本文化观与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实践

企业文化,说到底是人的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人的活动。美国理论界为什么在70年代末期能够提出企业文化这一最新管理理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考察日本短期内在世界上刮起“日本经济旋风”的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管理的突出特点是将企业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教育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的地位，是“皇国南方锁钥”，作为“南进基地”，日本不但要把台湾经营成为日军的战略物资供应所，而且还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本土化”，使台湾人民“皇民化”的目标。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的“皇民化”教育，对战后台湾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给台湾人民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皇民化”教育的历史背景所谓“皇民化”教育，是指日本于二战期间在台湾所实施的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隔绝台湾与中国文化联系的教育计划。这套计划滥筋于九一八事变前后，并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     

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日本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是美国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场方法上取决于美国东方学的总体学术氛围和学术传统。唐纳德·金的日本研究是当代美国东方学的产物,有着美国人的“外位”的立场,但由于他长期在日本生活并且大量翻译日本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得以走进日本文化内部并对日本人的生活特别是审美生活进行切身体验,形成了一种“参与者”的姿态与立场,也没有一般美国学者对东方国家所持有的那种“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是一种“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并以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研究特色。     

“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日本遣渤海使眼中的渤海国风土与疾病

在古代东亚医疗观念中，特定地域的“风土”(自然地理与风俗习惯)是十分重要的致病因素。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古代日本对渤海国的风土与疾病都形成了独特的认识。通过对日本史料记载的永忠通信以及遣渤海使所配备药剂清单的梳理与分析可见，入唐学问僧永忠根据亲身见闻在其通信中提到的“土地极寒，不宜水田”是当时日本人对渤海国风土的基本认识，而因“不伏水土”所造成的呕吐下痢、瘟疫毒气及疮肿等则被认为是日本遣渤海使团在渤海国最易罹患的疾病。其中，又以霍乱与瘟疫最为突出，甚至被日本人视为渤海国的“风土病”。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渤海国与日本在“风土”上的显著差异，加剧了遣渤海使团罹患霍乱与瘟疫的风险。     

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科学实践精神的文化价值性

科学实践精神是人的实践精神的特殊形态、典型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容，借助自然界　人　社会（精神）发展的形式予以对象化和客观化，藉以达到“自然界与人的精神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的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　人生价值的创造精神。科学实践精神的文化价值性反映在自然界　人　社会（精神）的双向互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人对“自然界的创生”（物质文化）　“心智的创生”（精神文化）　人的创生（社会文化）的价值性，而其更深刻的反映则是在“本体论上”，由科学客体向“文化客体”的转化；认识论上，科学反映向“文化反映”的深化；方法论上，科学方法向“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     

中国百年一词的嬗变──“百科全书”定义问题

探索中国“百科全书”定义问题，通过梳理它的来龙去脉，思考一下中国文化出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很有意义和价值。“百科全书”一词在百年前来到中国，并非“中体”所生，因而词意内涵应该干净，以中国人的聪明，只要认真去看看，给出一个“名正言顺”的定义，应该容易做到；此外，本研究是以文化学为本，一个专用词的膻变过程，就是文化演进的过程，百年一词的膻变过程，就是民族百年文化演进的一种轨迹。（一）百科全书概念传入中国中国和日本古代没有“百科全书”这个概念，而在20世纪的中国读书人，恐怕没有不知道有百科全书的了。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