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

1925年由《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活动存在着逻辑谬误,“青年必读书”的命题涉及开列书单者的“身份”及必读书“适应范围”等问题,其背后是现代学院文化过于强势后造成的文化错位和扭曲.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重“行”轻“言”的文化立场,是对这种文化错位的反驳和批判；其对“中国书”、“外国书”貌似偏激的看法,也是建立在他独到的“行”、“言”文化观之上的.在新旧文化尚处于互相胶着的时期,新文化自身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界的混乱,出于新文化建设的考虑,鲁迅采取了较反常态的“侧击”策略.     

用心灵贴近陶渊明自己——读吴国富新著《论陶渊明的中和》

在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先生曾经发表过这样警醒世人的的言论,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他感到“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鲁迅:《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     

鲁迅与巴蜀文化

鲁迅对巴蜀文化给予过强烈关注,将《蜀碧》视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并直接体现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又在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五四”青年时期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等巴蜀现代作家给予过热情扶持。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吴虞、郭沫若、敬隐渔等对“鲁迅学”的建构,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关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最近,笔者读到一篇题为《普及鲁迅著作提高鲁迅研究水平》的文章,觉得里面涉及的许多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问题,包括把鲁迅既强调文艺的审美性又“赞同”文艺“也可以”“用于革命,使为工具的一种”的主张简单化为赞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等问题,都还有待讨论,因此,特借编《鲁迅文论选》的机会草成此文,以向大家求教。     

鲁迅与《中国青年》

这个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鲁迅著作中的确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青年》,但事实证明他是读过的。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写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回忆起二月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到宋云彬发表在《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的文章《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文中揶揄鲁迅到了广州“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当时鲁迅曾想撰文予以反驳,声明他“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后因别的缘故,没有亲     

鲁迅与工人述论

三十多年前,冯雪峰同志针对某些人的“鲁迅只是属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和工人没有关系”的观点,曾严肃地指出,“鲁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人”,他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密切的”,他“是工人阶级英勇伟大的战士”(《鲁迅的文学道路》,第112页)。是的,鲁迅在他的毕生经历中,始终与工人群众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战斗风格对鲁迅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更加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工人阶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艰苦     

“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

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其后两年,他又以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现出觉醒的女性在出走后遭遇的不幸命运。《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深刻地揭示出个体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体自由的获得。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受到了张爱玲的关注与赞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等小说中,张爱玲延续并拓展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索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之一。     

鲁迅小说词语的形象色彩义解读

本文以鲁迅小说文本(《呐喊》《彷徨》)为研究对象,用现代语义学方法对其词语的形象色彩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解读,总结归纳出鲁迅小说形象色彩词语运用的四个主要特色,并揭示了形象色彩词语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功能和价值。形象色彩词在鲁迅小说文本中的丰富表现和创造性运用,正是鲁迅追求文学语言具备“意美”、“音美”和“形美”等美感特征的结果。     

“圣”“贤”的现代困惑——鲁迅《故事新编》的文化阐释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人所共识;但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文化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他的《故事新编》全部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是对英雄传说、先哲故事稍加点染而成的“新编”。八篇小说广泛涉及了对现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各类古代先人,其创作历时13年,可以说,《故事新编》中融入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知识分子现实姿态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阐释鲁迅复杂的文化心态,展示其独特的精神世界。     

强加于鲁迅的一个论题——《水浒》“写心说”为鲁迅观点驳议

鲁迅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名著《水浒》作过深刻评论,有着独特见解。他关于《水浒》的一些科学论断,至今对《水浒》研究有着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正确地阐扬和继承鲁迅的科学论断,对促进《水浒》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欧阳健、萧相恺同志的《水浒新议》一书(以下简称《新议》,凡引自该书的原文,只注页码。),挖掘出鲁迅关于《水浒》的一个“基本观点”:《水浒》的精神在于“为市井细民写心”(以下简称“写心说”)。书中有三篇文章集中论证了鲁迅有这个观点,并以它作为全书的立论根据,当作一个重要发现加以阐扬和发挥。“写心说”到底是不是鲁迅关于《水浒》的观点呢?这关系到正确地继承鲁迅的思想和文化遗产的问题,也关系到《水浒》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可以不讨论清楚。     

鲁迅与吴越文化

从地域文化角度解读鲁迅的文学创作 ,解读鲁迅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本文简述了鲁迅故乡的吴越文化特征 ,分析了鲁迅对浙东越文化的感悟、认同 ,及其在现代文化思想启迪下对吴越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升华     

黑暗中的颠覆与狂欢——试析鲁迅《野草》中的“梦”

散文诗集《野草》是身处黑暗中的鲁迅在心灵的炼狱中熔铸出来的鲁迅哲学,其中的“梦”体现了他独特的梦意识和象征性的艺术实践。本文将从“梦”的叙述与“梦境”的角度对《野草》进行新的解读,以期能够抵达鲁迅诡谲的心灵深处与之对话。     

“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野草》与张承志的散文创作

鲁迅的《野草》 ,不仅催动了张承志的散文创作的新探索 ,而且唤起了他的大散文意识。与其说张承志在解读鲁迅时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不如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这绝非单向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是心与血的沟通和回应。于是 ,张承志的散文越来越烙有了鲜明的《野草》遗风 ,甚至一些具体篇什都可作比照性阅读。尤其是两人对散文文体的认同 ,既是鲁迅对张承志散文创作基质的深层召唤 ,也是张承志对鲁迅大散文遗产的文体彻悟 ,更是彼此心灵的默契与精神的共鸣。可以说 ,鲁迅完成了《野草》 ,也将一个真实的鲁迅留给了后人 ,张承志借《野草》体认了鲁迅的真实 ,更成熟了一个散文家的“自我”。     

西方思潮对前期鲁迅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北京的京报副刊曾经征求过青年必读书。鲁迅的回答是别开生面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栏内,又写了些颇为发人深省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     

对鲁迅"美术之类别"的阐释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的第二节“美术之类别”是 2 0世纪上半叶我国艺术形态学研究中少见的重要文献。鲁迅论述了西方艺术形态学研究的五种观点。我们在细读鲁迅本文的基础上 ,对这五种观点重新作出评价 ,会有利于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鲁迅的著作。     

论鲁迅对司马迁的认同与超越

本文解读了鲁迅对司马迁的评述,并以《故事新编》和《史记》为例,从悲剧英雄情结、复仇意识、“寓庄于谐”的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司马迁的超越。杂文和《史记》分别作为鲁迅和司马迁文学世界的主体,在艺术上都讲究含蓄美,畅达明朗,然而鲁迅的杂文更追求诗情和诗美,体现出高深的文学造诣。     

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萧军

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与萧军王科，李绍华鲁迅为我国新文学事业培养了一代甚至几代的作家。现代著名作家萧军，便是“被这位伟大的人所哺育、教育……过的千百万文艺青年之一”。①《鲁迅日记》中有关与萧军交往的记载，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多达１３０...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鲁迅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一九○三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以下简称《略论》)。青年鲁迅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前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当时深以‘地质学不发达’之虑,……因此撰述这篇关于中国地质的论著,以示创导”。这是说,鲁迅为了引起大家对地质学的研究兴趣或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著此论文。最近,杨天石同志对《略论》重新注意起来,进行了考察、研读,他虽然指出“鲁迅写作《略论》”,是与沙俄帝国主义借中国买办商人出面骗取开采权以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这一史实直接相关”,     

最早的鲁迅著作注释本

鲁迅生前出版的著作是没有注释的,1938年《鲁迅全集》第一版出版时也没有注释。1940年10月,延安解放社在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的时候,编辑了一套面向青年的《鲁迅论文选集》和《鲁迅小说选集》。为了帮助青年正确阅读鲁迅著作,《鲁迅论文选集》有注释90     

鲁迅的小说永放光芒──斥姚文元对《呐喊》、《徬徨》的歪曲

姚文元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是鲁迅鞭挞的叛徒、特务姚蓬子的“世家子弟”。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一贯以研究鲁迅为名，大肆进行攻击、诬蔑鲁迅的罪恶活动。这个反动文痞，为了反革命需要，有时表面上不得不恭维几句鲁迅，骨子里对鲁迅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来歪曲、低毁鲁迅。一九七二年九月，姚文元在一个黑批示中，狂妄地叫嚷对鲁迅著作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其实，他早就干了许多歪曲和攻击鲁迅的勾当。一九五九年，他写了一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