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的兴起及其意义

书院兴起于宋代并获得巨大发展 ,有其特定的背景。一方面 ,虽然通过三次兴学运动 ,官学有所发展 ,但其一直不能完全适应教育和学术全面发展的形势 ,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出现。同时 ,政府的大力支持、学术的繁荣和印刷术的进步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因此 ,书院便在宋代应运而生了。书院的兴起 ,对当时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曾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后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宋地方官学的兴起与发展

北宋的官学系统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在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地方官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由于朝廷对其发展的重视,到北宋末年,地方官学已相当发达。北宋地方官学从教师选聘、学生管理、教学方法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此后地方官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对北宋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南宋官学与书院的办学思想

南宋的官学与书院都是为封建政府培养人才的地方,作为两种并存的教育组织形式,其办学思想各有所重。官学的学科齐全,为社会培养所需的各方面人才;书院则注重道德修养与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和书院之间互相影响。南宋中后期,理学成为官方学说,理学家们讲学的书院也成为官学的一种。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北宋建国以后,为了选拔人才,专重科举,而教育不兴。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批士大夫纷纷提出变法革新,范仲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范仲淹对我国古代教育所作的责献,功不可没。     

浅论宋初“三先生”的教育实践

北宋王朝自开国后八十年间,专重科举,不注意兴办教育。而由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往往不适世用。同时,国家又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在这种情况下,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勇敢地提出兴办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以整治国家,无疑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三先生”的教育活动为北宋统治阶级培养了一大批济世治国的人才。同时,他们对北宋学校教育及书院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某些成果成为北宋和北宋以后朝代官学及私学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

中国的书院制度,开始于唐代,发展于北宋的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而以经过南宋朱熹重修、先后订立教规的白鹿、岳麓两个书院为最著名。但唐玄宗首先设立的丽正修书院,不久改名集贤殿书院,置学士,集学士讲学,与后来私人创办的书院,性质不完全相同。而朱熹却真正和中国的书院制度分不开。由于官学失修,科举流弊,以及儒者要同佛教禅林争夺教育园地等原因,书院大多设     

"兼容并包"与"谬种"退隐——桐城文章与大学教育的现代转型

兴学从教是桐城文派的独特文化符号。桐城文人流连书院,亲和学堂,在晚清文化教育转型初期,贡献卓著。但新学兴起后的大学教育,"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桐城家法与之格格不入;古文传授发生质变,古文失落不可避免。桐城派虽有"新"热情,但只具"旧"本领,因此,最终退居文化边缘。     

宋代湘南教育的发展与地域文化的形成

两宋为湘南文化大发展时期,官学已成系统,书院数量剧增,家族文学不断兴起,外来文化对湘南社会影响深远,基于教育及民俗的发展,地方文化精英的大量出现,而湖湘学派的形成则标志着湘南地域文化的正式成型.     

莆田书院文化对文献名邦形成的历史影响

莆田书院文化历史悠久,享有盛誉,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朝,巩固于元明两朝,衰败于清末。莆田书院文化起步早、发展快、数量多,成为全国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莆田书院文化的创立与发展,在当地营造了一种从师习儒的良好氛围,促进了私学、社学的兴起,为官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当地科教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莆田书院教育方式颇具特色,办学渠道多,藏书丰富,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莆田书院文化的蓬勃发展,对“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李梦阳与书院文化

李梦阳是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名列明代文学史上的“前七子”。由于李梦阳在文学领域的深远影响,学者在研究李梦阳的时候,一般只关注他的文学思想和活动,甚少涉及其余。其实,文学只是李梦阳整体学术的一部分。李梦阳对书院文化的参与,揭示明中叶书院文化发展的其中一个面向。南宋士大夫基本上有两种看待书院的方式。一是进入国家体制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二是让不完全认可官学教育的改革家试验其有别于,但不一定和官学对抗的教育理念的场所。李梦阳著作中和书院有关的篇章,证明其代表的正是前一种观点。李氏把书院视为官学的延伸,剔除了理学私学理想的部分,使之成为国家体系的附庸。     

北宋中后期的三次兴学运动

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是指仁宗时的庆历兴学、神宗时的熙宁元丰兴学(简称熙丰兴学)和徽宗时的崇宁兴学三次运动。这三次兴学运运动自庆历四年(1044)起至靖康二年(1127)宋政权南渡止,逶迤七、八十年。虽然先后失败,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是有宋一代选举制度的一大改革,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代扬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扬州明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与全国明代书院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明初,朝廷提倡科举,比较重视官学的发展,因而,一般人士对创建书院也不太热心。自洪武以后100多年之中,书院沉寂,即使宋代已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也毫无声息。到了明中期,科举渐趋腐败,官学亦逐步变为科举的附庸。教育的颓废,促使当时一些理学家起而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以救治时弊。王守仁、湛若水就是当时对创建书院最热心的两位理学大师,他们积极讲学于书院,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发展。直至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渐渐兴起。白鹿洞书院也到成化元年才得以复兴讲学。扬州的资政书院就     

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官学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

科举与北京书院共存千余年,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北京书院因科举兴盛而起,因科举废除而终。在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中,科举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体现为科举对书院教育的规范性影响。科举引领着北京书院的兴衰、发展方向、教学内容、考试内容,甚至考试程序;而北京书院则成为全国科举考试生源的来源地,许多书院生徒在此受到科举考试训练,并且由此荣登龙门,或成为官吏,或成为学者,为科举考试制度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官学衰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宋代民间办学的创举——书院制度

本文着重论述宋代书院的民间性。通过对书院的起源、发展、组织、学规、教学内容及方法的分析,揭示蕴涵其中的学术精神,对比与官学的相异之趣,表现其民间性的旨趣     

五代官学考论

五代官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五代国子监的演变及其文化职能的突出,表明国子监在五代主要扮演文化的角色;而唐代中央官学--六学二馆在五代的存废,则进一步体现了五代官学日益趋向公共的特征.以上这些变化表明五代在唐宋官学转型、文化重心的移易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论突尼斯政治伊斯兰的历史演进和政治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政治伊斯兰在突尼斯兴起。总体而言,突尼斯的政治伊斯兰包括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塞莱菲耶运动。在40多年的时间里,政治伊斯兰在突尼斯经历了兴起、发展、转向和分化的过程。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突尼斯政府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其间对抗是主要内容。突尼斯威权政府的压制导致政治伊斯兰的激进化,表现为塞莱菲耶运动的兴起。"茉莉花革命"后,政治伊斯兰获得空前发展,这为突尼斯的政治转型添加了变数。政治伊斯兰将在意识形态、民主转型和外交等方面对突尼斯的未来施加影响。     

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南宋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与书院同时兴盛,出现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理学家有两大目标,一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二是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的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是理学家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