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吕梁山系列＂小叙述伦理研究说

结合叙事学和当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成果来对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中的叙述伦理做出探讨。从小说话语类型的角度出发,主要划分了民间大众的和国家政治的两大话语系统。这种不同话语系统的设置展示的是李锐在这一系列小说创作时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关注世界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上的需要。对这种关注方式背后作者的伦理诉求的探讨,以及对读者阅读体验和伦理感受的具体分析也是本文区别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     

新写实小说的叙述模式

新写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新写实主义小说以其独特的叙述模式把现实生活的“真相”还原出来 ,令读者耳目一新。从人称、视角、聚焦和叙述话语四个方面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模式进行总体概括 ,可以揭示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种属特征及其获得广泛认可的关键所在。     

海明威小说的叙述方法研究

海明威虽然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却是一位开了一代文风的语言艺术大师。他以简洁流畅、清新、含蓄而富有张力的叙述风格,传达了战后一代人的心声,开创了美国叙事新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以其独特的叙事艺术和简约有力的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在许多欧美作家身上留下了痕迹。     

历史叙述的"默契"与"偏离"——对"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考察

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如何想象与阐释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叙述概念,主流话语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潮的伤痕、反思小说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伤痕、反思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文学与主流话语的高度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与主流话语之间不存在分歧,对历史叙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创作中出现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偏离使刚刚建立的规范有了松动的迹象。     

论苏童“妇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苏童的“妇女系列”小说着力刻画女性悲剧人物形象,描绘出女性三个方面的生活悲剧图景,即原欲追求、私欲膨胀、失去尊严的动物性生存,而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则有男权社会的威权与高压、女性的自我缴械与依附、传统文化对违反传统的女性的残酷惩罚。     

当代“好老师”师生关系的伦理诉求

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关系到“如何是”的价值问题.在探讨打造中国“梦之队”的“好老师”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点,其中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显得比较重要.从本土文化观照,呈现出关注人性、滋养人格、以德立命三个特点.放眼世界,西方平等关系的教育、生活情境中的教育以及超越学科边界的教育等,都为新型师生关系的转向提供了基础和广阔的背景.为了在教育活动中践行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核心价值观,有必要再认知和定位新型的师生关系,以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由此,需坚持三个转向:由教者转向参与,构建平等的关系;由站讲台转向沉入生活,形成互动的关系;由单向度转向多维,促进和谐的关系.     

阎连科前期乡土小说创作论——以“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为中心

乡土审视、农民书写一直是当代作家阎连科写作的重要主题,这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乡土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作为阎连科乡土书写的重要存在,写出了穿梭在乡村与军旅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农民的生存特性。把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在新文学乡土小说史中来考察,其小说精神的独特性在于阎连科在批判性与审美性两种乡土审视之外开启了一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这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的形成又与非知识分子化的写作立场与苦难叙事有着紧密联系。     

论沈从文小说的叙述形态

沈从文的小说由一个生活的勘探者、城乡社会中那些表征着善美与丑恶的日常伦理生活事件、淡淡的忧伤情调、抒情幻想性写实方法、新人和新生活重造的叙述动机构成了伤怀善美的叙述形态。这种叙述形态中包含着葆有和恢复人的善美自然品性,形成自由与自约、尊重与宽容、爱与信的人伦关系,以保障人的感性生命的自由展开和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的感性—伦理人本思想。     

“五四”小说叙述视角的变革——以1921-1931年的《小说月报》及其他小说作品为例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叙述视角发生了全面变革,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与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在小说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引发了小说叙述视角的变革,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成型与发展。文章以1921—1931年的《小说月报》及其他小说作品为例,对此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回顾与探讨。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福克纳两部意识流小说的叙述模式研究

《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作为福克纳的意识流代表作,充分表现了他在创作方面的造诣和才华,《喧哗与骚动》通过四个对位的世界塑造了女主人工凯蒂的形象,同时也描绘了康普生家族及南方传统旧道德的没落。《我弥留之际》则是采用以女主人公爱迪及其葬礼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这两部作品独特的叙述模式使读者更真实的感受到人物流动的内心世界和深沉思想意识。     

王蒙小说的“非情节化”解读

80年代初中期,王蒙的小说大都是运用一些"非情节化"的因素来结构的,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大跨度地思考历史和现实,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展现了小说艺术的新面貌.     

“说”与“看”的分离: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相区分、"说"与"看"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系列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被认为是合而为一的,与之相伴的是"说"与"看"的合而为一。在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小说这一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     

元叙述：叙述者“侵入式”叙述与传统叙述的似真性

新时期小说中的元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表现出对传统小说叙述特征的冲击与解构,在对当代学者研究成果概述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元小说叙述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叙述语言,是小说语言变异的特征之一。     

大政治时代的伦理焦虑——辛亥革命前后“伦理小说”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突起

辛亥革命在发动时期为激发民族热情已然鼓动起一个向中华民族本位文化认同的热潮。民国政体建成后,当政者为聚敛人心,又开始援用传统文化资源完成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构。如此便难免导致现代化的政体与其植根的文化传统的逆结状态。这种大政治时代的伦理焦虑反映到文学中,便是伦理小说和革命加恋爱小说形态的出现,这类小说凸显了此一时段的都市通俗文学在消闲与教化的价值立场之间,在审美品格、伦理倾向及其负载的启蒙或革命意涵之间试图保持微妙平衡的努力、焦虑及尴尬。     

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对翻译实业的伦理诉求

翻译实业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赢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巨大的挑战：市场竞争压力、主体合作不力和管理运行机制滞后。与此同时,蕴含在三大挑战中的伦理诉求也日益彰显。因此,以市场伦理、译者伦理和服务伦理三种伦理构建的伦理体系成为翻译实业自身健康、合理、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

文学作品的内容、意义以及作家对待人物、世界的看法、态度、发现等往往流溢、呈示在作品形式结构上。莫言作品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复调”与“对话”如同一种肉体的肌理普遍分布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在整体上,他的作品常常采取了“对话”的结构方式。这是莫言作品蕴藏的生命主体精神在作品形态上的一种“全息”式表征。     

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范式研究

本文主要结合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分析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范式。首先,梳理了作者和文本的历史关系,提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文学现象。然后,讨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特点,将"作者"作为作者本身写入文本的小说,会建立起作者与小说文本的内在联系,并且会形成叙述怪圈;这种叙述怪圈有莫比乌斯带结构,怪圈从局部看总是合理的,但从整体看却显得十分荒诞。最后,提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