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基督教的儒学化比较

中国历史上,佛教与基督宗教先后入华传教,试图出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外来宗教和文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走本土化（中国化）的道路。而在这种本土化的进程中,佛教与基督宗教却取得不同的结果,这说明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制约的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     

儒学对佛教的批评及佛教的回应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论体系乃至行为、生活等都与儒学发生冲突 ,儒学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评 ,佛教对此也作出了回应 ,批评与回应的焦点和重点是伦理观。     

朱熹误读佛教之表现及其原因

朱熹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面极为广泛,但朱熹对佛教的理解具有肤浅性、对佛教的评价具有片面性等特点;朱熹对佛教的理解和评价之所以表现出肤浅性和片面性,在于朱熹以常识而不是以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在于朱熹以儒学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佛教。     

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的朱熹《仪礼》学

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直接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     

论杨万里的儒学思想--兼及杨万里与朱熹的关系

杨万里着力开显儒家的源泉活水,对儒家最基本的“六经”和一些主要范畴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所以,杨万里不仅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著名诗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儒家学者,是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或道学家,他在中国儒学由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尤其是儒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儒学:在基督教与佛教之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

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利益和需要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督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具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宗教”;佛教则认为众生平等,人类没有凌驾于万物之上、主宰世界的权利。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介于二者之间,主张人与自然或生态的和谐统一。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     

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古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忠孝思想的提倡、戒律与"五常"的会通、以忠孝作为宗派立教之本等方面。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及其检讨——兼论其对宋代新儒学的意义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其对佛教的批判,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思想上的深刻性和态度上的理智性等特征.其对佛教教义的把握则表现出片面性、浅显性等不足.如此便使胡宏佛教现在整体上表现出以"偏见"代替"公平"、以"此论"消解"彼论"、以"形下"要求"形上"等特征.胡宏对佛教的批判,不仅务实了儒学的厚度,也为儒学发展开辟新途做出了贡献.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佛教与儒学都不是一家;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特色;而对佛教的认知与评价不乏误读之处.     

佛教和儒学思想对高丽女性生活的影响

高丽时期佛教进入全盛时期,上自王室,下至普通百姓都普遍信仰佛教,佛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佛教为女性提供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条件和社会交往的场所与机会。高丽时期盛行佛教式的葬礼和祭礼,没有太强的重男轻女思想,女性在家庭中占有较高的地位。而儒学思想作为高丽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重视孝道,在维护母权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相对于孝道,儒学思想中的贞节观念到高丽末期随着朱子学的引进,才开始有所强调,因此高丽时期的人们还没有女性必须要守节的观念,女性改嫁普遍,女性生活受到的限制较少。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     

韩愈与佛教

论题对韩愈与佛教之关系的三个方面作一分析和说明:1.韩愈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主将以排佛著称,但他所倡导的儒学思想则可以说是在佛教思想的刺激与启发下逐渐形成的;2.韩愈是以其特有的原则和方式来与有文才的僧侣交往的;3.韩愈对僧人大颠修养境界的推崇与折服,既在于他是一无身心修养的文士,又在于他对儒家思想只停留在粗浅的认识上,并未能真正去关心和推进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     

身体与思想——儒学伦理判断中的身体聚焦

儒学以经典、思想与践履的一体浑融为特点。《周易》在身体境遇的观察反思中形成了整体性、具体性和反思性的存身的辨证认识。《易传》中发展出心身一体、由心统身的身心观和“体”物的儒学认识——修养方法。《论语.乡党》篇中孔子对礼的践履中以仁为灵魂,理学家在《论语.乡党注》中,以思想与身体一体混融的主体哲学向度达到了伦理知识与道德践履相统一的新水平。儒学因此呈现出充满道德善性的美学特征,亦因身体与伦理思想的张力变调而得到发展。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中西文化差异与儒学的与时俱进

儒学要探讨现在使人类前途发生困惑的矛盾和问题,才会有发展的广阔前途,中华文化的自信来自重新审视"东方落后"这套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结构;儒家代表的思考是一种独特互系性风格,与西方人与自然对立以及割裂的思考,形成对照;要合理、准确的估计中华文化,开始认识它的开放性,最少保守、最能与时俱进,郝大维、安乐哲的比较方法值得借鉴。它把整个哲学文化传统作为域境,找到概念的特定意义,发现中、西方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困惑的哲学文化问题一目了然;在中、西方的多元文化视角中,"人"、"人权"、"个性"、"自由"、"民主"一系列概念开始从似曾熟悉变得既熟悉又生疏。     

简论王安石与宋代儒学之复兴

有鉴于宋代“学废庙兴”的现实及其危害,王安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既批判了时人“变学为庙”、将学术宗教化的错误,又运用先秦儒学的本旨和原则,创造性地去解构释、老体系,以原儒的宗法理念拯救了宋代学术“宗教化”的危险,为宋学的形成开拓了新径。     

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

当今儒学发展至2008年揭开了新篇章,进入了新时代。2008年至今十年间,儒学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1)儒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2)儒学创新性发展的趋势;(3)儒学日渐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4)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趋势;(5)儒学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的趋势。根据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和个人的主观愿望,前瞻未来而形成希望如此的前景,可以称之为愿景。儒学发展可有三大愿景:(1)接续传统,重建一元主导多元互动的中国文化格局;(2)万变不离其宗,儒学保持其常道品格;(3)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