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齐诗人王融骈文的撰作风貌

南齐武帝永明年间,王融等人提出声律论,此理论不仅对诗歌创作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延续到骈赋、骈文的创作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骈文形式要素走向定型。从创作技巧上来看,永明以后的骈文对形式特征的讲究更加严格,对偶更工整精致,用典更繁密贴切,词藻更华美,声律更严密。骈文发展到王融时,已经初步体现出成熟期骈文的显著特征。     

“五声”汉字字调标示法略考——兼谈永明声律论与音乐之关系

“五声”(宫、商、角、徽、羽)是否曾经作为汉字字调的一种标示方法?它与“四声”字调标示法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通过考证“五声”作为古代的一种数字序号曾被用于给汉字按照字调分类的事实,来证明早在沈约的四声说之前,汉字便拥有了“五声”字调标示法。并通过探讨“五声”字调标示法与音乐的联系,进一步揭示永明声律论的产生同音乐的关系。     

略论《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汉语诗歌的普适性

《文心雕龙.声律》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声律观,同时也是齐梁时代诗歌声律理论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不仅是齐梁之前诗歌声韵规律的正确总结,而且也对其后发展出来的近体格律诗、词、曲,都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和谐"为思想核心的刘勰声律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王融《净住子颂》与南朝忏悔仪式的诗化

学界对王融的《净住子颂》三十一章在体裁归类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将其视为一组高度诗化的佛偈则更为妥当。王融对南朝忏悔仪式的诗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形式的设计和文学修辞的使用两个方面。王融使用以民歌和拟乐府为创作主流的七言体进行佛偈创作,大量使用汉籍典故和精致的对偶句,同时将对偶、比喻、反问、典故、叠字、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融合在一起,对忏悔仪式的理论前提、修行内容、修行方法和修行意义进行了说明与礼赞,将语言形式的转换与仪式的进程紧密相扣。《净住子颂》的出现是当时崇佛与崇文之风结合的产物,将文人对诗歌艺术的探索推向了高峰。     

《诗品》疑难问题二证——兼说《诗品》考证的原则和方法

解析《诗品》疑难,需要细读文本,也需要调整观察角度和更新认知前提。在《诗品》是总集这一前提下认识《诗品》疑难问题,可收涣然冰释之效。此外,陆机拟古诗是十四首,《诗品》今校本的“十二”之易,乃属误改,以《文选》和宋人诗话校改《诗品》本集还应更加审慎。包括《诗品》考订在内的文献研究,第一重要的是坚持有证据和针对证据的论证,并力戒以引证代替论证。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六朝隋唐诗歌格律、体式演进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兼评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

声律和体式在六朝至唐代的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朝到唐代是诗歌声律的形成发展期,尤其在中唐以前,诗人们对于声律的认识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对于体式的分辨和规范一直在探索之中。即使到明清时代,相关的诗学理论也没有达至完备。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采用声律的分析统计和归纳法,结合日藏善本的比勘还原及历史文献的考辨,在对社会政治背景的阐发和历代诗学观念的梳理中,对唐代的齐梁体、新乐府体这些争议最多最难以辨清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相关论题从多个角度作出透辟的分析,得出了不少可以作为定论的新见,使声律和体格的内在关系得到了切实清晰的展现。     

古代文论的“内听”难题与文术探研——以《文心雕龙·声律》篇为中心

"内听"难题是六朝文论巨典《文心雕龙》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涉及文学创作时声律与构思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奥秘之一。"内听"概念当对应"心声""内部表达"来理解,与"内视""内省"共同构成虚静境界的特征。"内听"难题指作者构思时,难以明辨"心声",自如调遣心中的声音符号,及时修正不和谐的声韵调组合,同时做到言能尽意且语音和谐。与"内听"难题相关的文术主要有:一是灵活运用平仄协调配合的规则,和对仗、押韵、双声、叠韵等技巧,调整各种不谐搭配;二是以吟咏、讽诵方法化内听为外听;三是践行驭文之首术,在阅读、思考、书写、对话、自省过程中熟悉常用声韵组合,全面提高语音修养。     

《画品》与《诗品》——钟嵘“诗品”探源

我国古来“画意”和“诗情”是相通的.苏东坡就说过:“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史鉴类编》也说,“王维诗中有画”,“百啭流莺,宫商迭奏.”这是由于他善于了解和把握自然景色的独特新奇,所以把它融会灌注入诗篇之中.     

张炎《词源》辛弃疾评语疏证——兼论张炎“尚雅”的词学审美理想

张炎《词源》评价辛弃疾《祝英台近》词"景中带情,而有骚雅"与"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体现了"尚雅"的词学审美理想。张炎的评价虽然与辛弃疾在词学史上的实际地位有所偏差,但从"骚雅"的角度予以了肯定。张炎对辛词"骚雅"的肯定,不仅是具有艺术性与审美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论葛其仁的《小尔雅疏证》

清代学者葛其仁所著《小尔雅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最早见于《咫进斋丛书》,后被今人收入《丛书集成》。此书为《小尔雅》较好的注本之一。     

《诗品》的诗歌本原论与中和思想

钟嵘《诗品》所传达的诗歌本原论与中和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本原论的一个方面言之 ,钟嵘写作《诗品》的动机是为了使当时诗歌创作界、评论界由“邪”趣“正” ,从“无序”至“有序” ,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谐和。从本原论的另一方面言之 ,钟嵘把诗歌的起源看作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评《“五恶”疏证》

《“五恶”疏证》,是赵纪彬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一篇黑文。他以“权威”的身份,装作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面孔,给少正卯披上“法家先驱”外衣,为“四人邦”篡党夺权编造历史依据。攻击的矛头,明确而集中地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在“四人邦”喧嚣一时,蛊惑人心的反革命舆论中,起过独特的作用。欺骗性强,流毒较广,必须继续深入地揭露与批判。烦琐考证愚弄群众《“五恶”疏证》中的五恶,即: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传说孔丘根据这五条罪状,杀了鲁国大夫少正卯。这几句话,最早见于《荀子·宥     

《广雅疏证》在同义词研究上的贡献

《广雅疏证》在同义词研究上具有重大的贡献,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义同"说为理论建构了一个同义的意义网络;规范了前人的综合辨析同义词的术语"对文"和"散文";撷取了经史子集中同义词训释、辨析的精华。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逍遥游》“致福者”疏证

《逍遥游》中,从"有待"到"无待"的逍遥,是一个逐层超越的过程。列子遗世独立,已超越死生祸福。"致福者"为列子之说,皆因附会"适性逍遥"而起,遂造成割裂文脉、顾此失彼之病。"致福者"是寡欲求福的宋荣子。宋荣子思想源自墨家与黄老学说,并形成独特的祸福观。     

《广雅疏证》中的“依文释义”

文章通过对《广雅疏证》具体例证的分析,认为王念孙已能区分语言义和言语义,但在释义中王念孙仍然依照传统"依文释义",更重视言语意义.文章分析了《广雅疏证》中"依文释义"的几种常见方式.     

皇侃《论语义疏》道教语词刍议

皇侃《论语义疏》注经方式叛逆性的变革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据佛释经,二是援道入儒。分析皇书中部分道教词语,可以窥见道家文化对皇书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