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宓的仁学思想

朱子在二程仁论的基础上,对于先秦仁学主题作出了全面的思考和诠释,建构起系统的仁学思想.其中,"仁道全体不息"与"心之德,爱之理"两大观念成为理学家论仁的主导思想.陈宓《道南堂仁说》对朱子这两大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析,把"生物之心"说与"全体不息"说相贯通,赋予仁道以生生不息之义.把"心之德,爱之理"视作"仁道之蕴",从体用方面分别作出阐释,心之德未发为性体,已发为情用.陈宓还把以公言仁纳入仁道之蕴,并强调通过反躬切己的为仁工夫来践行和彰显仁道之蕴及全体不息.陈宓对于朱子的仁学思想有较准确的理解和细密的论析,其仁说对于朱子仁学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合——张栻思想进路及意义的文明论考察

朱子走出道南学派形成自己的工夫论后,随即以“太极图说解”建构与之相应的本体论,完成“理(本体论)—‘性-情’(工夫论)—圣贤人格(境界)”的系统拼图。张栻所传承的则是《易传》《春秋》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心性论层面对朱子有所吸纳,但在意识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后乃另撰《太极解义》,按照《易传》的宗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针对性诠释,维护彰显“天—‘性-心’—与天地参(事)”的儒家传统结构。这一工作的意义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理解,除开张栻英年早逝思想完成度不高,也与朱子对张栻作品的删裁以及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表述有关。从文明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辨析,不仅有助澄清张栻的思想形象,厘清湖湘学与理学的思想关系,也有助我们正视四书与五经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理论紧张,重建儒家思想整体的统一性。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张栻易学之特色

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太极函天、地、人三材之道为一。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这是张栻与程朱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体现了张栻易学的特色。更为精彩的是,张栻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与其他理学家不同的器先道后说,这是张栻易学的突出特点。     

胡宏的仁学思想简析

胡宏作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在继承二程仁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对儒家的仁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发挥,使本体仁学的理论形态更趋于成熟与完善。从内容上说,他以仁为天地之心,赋予仁本体论的意义;借助于主体精神"心"的作用,使仁之生生之德能得到充分彰显与实现;他以"仁"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并将其最终落实于人的德性行为。在为仁之方上,他提出一系列的心地工夫,从尽心求仁、孝悌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胡宏并以仁学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其仁学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张栻的“性善”论说

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和由《礼记·乐记》而来的"人生而静"以上容说不容说,成为宋明理学性论的基本资源和中心的课题。程颐和张栻都主张性善,但是如何解释性善,在湖湘学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张栻对性善的解说及其援太极说入性论的理路,与朱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仍坚守了湖湘学以性为本的基本立场。     

黄宗羲对宋明儒仁学传统的调适与转进

宋明儒仁学传统集中展现为万物一体论仁的学说,黄宗羲在乃师刘宗周的问题意识基础上,采取解说孟子的方式,主要从"以虚实论仁义"、"以情论仁"和"正言仁义功用"等方面对这一仁学传统作了调适与转进。这种颇具思想意义的理论工作,主要是通过突出仁的实践性向度来完成的,它使得宋明儒偏重于广通义、流行义和境界义的仁学传统发生方向性的转变。黄宗羲这些新仁说思想,为儒家仁学传统的更新以及开出新典范提供了可能性。     

论张栻的“万物一体”思想

"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学史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继承这一思想,湖湘学派的代表学者张栻从多方面对该命题进行了理论深化。人之心即"天道之在我者",即是天理的呈现。既然人与万物都源自天地生生之意,便应通过一套"反身而诚"的功夫将仁爱精神"推"至万物,以实现"民胞物与"的目标。这种仁爱并非普遍无差别的兼爱、泛爱,它必须通过一套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予以实现。这种看似有所隔、有所分的爱有差等的实践方式,因其贯穿着儒学"一本"的精神,因而是真正的"廓然大公"。     

孟子仁政学说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创立性善论,并提出"仁义礼智"为仁政之"四端",从内在性上深化、超越了孔子的仁学,并将其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他将孔子的仁的观点诉诸"不忍人之心",并由此论性善,由性善论天与命,提出"民贵君轻",以"仁心"行"仁政"的治国理想,从而将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本文追溯仁及仁政的由来,说明仁政学说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张载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改造及“仁”学定位?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最高价值追求的体现。至宋代,诸儒借鉴佛道超越的思维方式,对孔子的仁学做了有价值、有深度的创新性诠释,其中张载的诠释尤令人瞩目,更具典型性。张载的仁学思想是建立在宇宙本体之上的“人道的思考”,是对道家“天地不仁”思想的转化,从而实现了将“仁”的诠释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张载的“仁”是本体与功夫交融为一体,贯通了天道与人道,从而拉开了宋儒独具特色的“仁说”的一幅新图景。正是基于此,对张载仁学思想的探析,有助于我们对儒学精神和张载哲学体系的理解与把握。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1949-1966:文化领导权之争中的蔡仪美学思想

新中国建立初期,蔡仪的美学思想在强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氛围中受到吕荧的批评:蔡仪的美学体系是在唯物论的前提下发展了唯心论的美学理论。蔡仪在此后批判胡适、胡风的运动中,向毛泽东文艺思想靠拢,在运用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从所谓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胡适、胡风的唯心主义理论,初步扭转了理论困局。美学大讨论中,蔡仪一方面批评自己美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却在坚持美的物性客观说、客观形象说和美的种类说等自己的基本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批判他人美学思想为唯心主义,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美学流派之一家。在《文学概论》的编撰中,蔡仪与周扬在美学观、艺术观上高度一致,并在周扬的左右下进一步疏离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将具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形象客观性的美学思想借助《文学概论》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之主流。     

朱希祖与胡适——兼及章门弟子与英美派在北大的历史关系

朱希祖与胡适都是民初北大的著名教授。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弟子,是章门在北大的代表人物;而胡适则是当时北大英美派的精神领袖。朱希祖与胡适在北大校政、新文化运动以及学术往来上均有过良好的关系,但最后还是由合而分。他们相互关系的嬗变是当时北大太炎一系与英美派历史关系的折射。     

论朱熹的"仁"学思想

朱熹“仁”学思想内涵超越了以往儒家传统的内容,是在继承、发展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他认为立意为善是仁的首要含义;“仁是爱之理”;“仁是心之德”;仁有层次性,等等,是仁的具体内容。他的仁学思想是终极目的和科学方法的和谐统一论,是人人立意为人人好,用实际行动为人人好,用科学的方法为人人好。     

冯友兰、张岱年关于惠施评述的异同辨析

文章通过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和《张岱年全集》中相关文献的考证,简要分析两位先生对惠施在学术地位、学术思想和人生观方面关注点的差异与统一,以期在加深对惠施辩证认识的基础上,强化对传统哲学更整体、更积极的评价,进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