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十六字心传法”之发微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朱熹道统论之心传法,其中蕴含着朱熹心性论中的人心道心思想以及格物致知与居敬的实践工夫。由于朱熹对儒家道统之论解太过迂曲,招致了诸多反对。道统论起于文化困境之奋起,其就是本民族文化之自觉与警醒。儒家之道在仁义,而中华文化之特色则在于中,两者相融相济,共同体现着中华文明之民族特性。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理学思想

通过分析《诗集传》的注释，以探讨朱嘉理学思想，如道心人心、理一分殊、心统性情、主敬涵养等．     

朱熹人生哲学通论

朱熹人生哲学是以学圣“心法”即“涵养德性本原”为核心而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的 :“心与理一”的境界观 ,“内圣”而开“外王”的价值观 ,“道心”主宰“人心”的处世观。其主旨在于通过内之心性和外在效用两方面来拓展人之生命价值意识 ,显现出一种高扬人的主体价值、道义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道德理性精神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核心。正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朱子理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天理"的内涵并不单纯是指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间一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正向定理;"人欲"决不是指人们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和生活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健康发展之内在规律的邪恶的不正当的个人私欲。     

试探从"存理灭欲"到"理即欲"的转换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桩重要公案,它经历了一个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发展过程。发生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有三:即宋明理学理欲论的内在矛盾,程朱理学的政治化,中晚明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提出经过了严密的哲学、伦理学理论论证．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今天要想正确认识这一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进行。     

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特定的概念,其思想内涵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章主要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这一根本的思想转变入手,分析论述其转变的过程及重大意义.     

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     

曾国藩的心物观

曾国藩是理学的虔诚信仰者和笃实践履者,一生勤治理学.其对理学的贡献不在学理而在实用.本文重在探讨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心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分析心与理、气、性、物、境、欲等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揭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实用性,而这也是前人较少涉猎之处.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船山心性论分析

船山创造性地诠释了张载关于“太虚”的观念,提出了“气”本体论,并以“气”本体作为其重新阐释儒学心性论的天道依据,全面阐发了“性”、“心”之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性情论,未发已发说,道心人心说等心性论各个层面的问题。船山对儒学心性论的解释,贯穿着“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的主题,突显了儒家传统性善论的主体性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圣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克服宋明理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及其在精神气质上与儒门之正学的张力和偏差,以便回归儒门之正学,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至上地位。     

论朱熹“回到三代”理论建立与“道心”、“人心”

"回到三代"是朱熹毕生努力的理想追求,他建构这一理论体系是在继承二程"道心"、"人心"二分的基础上把二者有机地贯通起来的,并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使"道心"、"人心"合而为一.朱熹"回到三代"的理论构想是在解决"道心"与"人心"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道心"与"人心"是同一的,不是对立不可调和的,"回到三代"是符合"道心"的,但更需要人去实现它,需要"人心"的作用--发为情、发为人欲.     

析《太平经》的天道观念

《太平经》宗教化的尝试首先是对道家天道观的继承与改造。它吸收了阴阳五行观念和当时盛行的儒学神学化的思想,将道家的道本论、生成论转向元气生成论,由守道走向守一,由天人感应进至天人一体,试图通过道术合一实现人合于道,从而初步构建了道教的理论基础。此外,《太平经》理论中的矛盾之处暴露出了其思想来源的多端,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下的产物。     

论中国原始宗教天人观向哲学天人观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天道与人道历来是哲学家们提及并多有争论的问题。有的侧重天道，有的侧重人道，有的主张“天人合一”。由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天命观发展到“天道”、“人道”论，并进一步发展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天人合一”观，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天人合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新探

本文着重考察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 ,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 ,解读出马克思“自然与人应在对立统一中和谐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自然观 ;重点阐述了其主要内涵应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二者的本质统一 ,分析了其四个基本特征 :即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性、客观物质性、劳动中介性和社会历史性 ,并揭示出其丰富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复见天地心,艮止圣贤境--《复》、《艮》二卦义理与宋儒心性之学

宋代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易》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多端而丰富,但占据主流地位者,当属围绕“性与天道”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理学,宋代《易》学的总体发展也与此相关。宋儒论《易》,特别注重《复》、《艮》二卦,并对此二卦的义理作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与发挥,从中显示了宋代《易》学之时代特色及其与宋儒“心性之学”之密切关系。     

“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园林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宇宙观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园林朝自然式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组合成的，具有诗情画意的、供人颐养和游憩的综合艺术品，是艺术的宇宙图案。其构思从“象天”到“法地”，从对大自然的简单模拟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最高创作理念，都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具象”化。该文在简要介绍了“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起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最后指出了这一哲学思想对现代园林建设的指导意义，提出现代园林的设计理念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以人为本，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类、自然、文化、生态、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