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与大礼议——中国历史上人事成功更迭的典型案例

在明代正常的皇位更迭之际,大多数内阁首辅并无特殊表现,亦很难因此而出名,但杨廷和不同,他因皇位更迭而名噪一时,并为后世学者所关注.因为在他担任首辅时,明朝皇位更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明武宗的绝嗣和皇位一时的空缺将他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杨廷和,学界的评价很不一致,其中大多数沿袭部分明清学者的说法,一味地放大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行为,并刻意为其辩护.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这一时期杨廷和的一味粉饰显然是有问题的,无助于对明代政治特别是嘉靖政治的客观认知.目前对杨廷和总体研究的水平还不高,缺乏有深度、有见地的高质量成果.大礼议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非简单的礼仪问题,那种试图以礼仪为视角来解读大礼议是不可能认清这场争论本质的.本文以有明一代的政治演变为视角,就杨廷和与大礼议的相关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进一步阐明自己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认识.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晚明史的研究越发热闹起来了,晚明社会的转型成了众多学者喜好凑热闹的地方,但晚明社会大变迁,扑朔迷离,其起点究竟在何处,不同学者的研究视阈不同,往往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不同的。本期刊发的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尝试着从中晚明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入手,从晚明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倒推出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的政治原因,而晚明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又与明代从嘉靖到万历时的政治变动密切相关,这个变动又可以直追到嘉靖初政局与人事的变动。探究晚明史还有其他的路径,我们也期待着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突变与内生:礼部尚书与嘉靖朝政治

在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中,直至明代的嘉靖朝以前,吏部都以掌铨选、权势重而使其尚书在朝中地位尊崇。明世宗嘉靖朝因大礼议及其他礼制改革的要求,礼部尚书成为一个备受荣宠的群体,有半数的礼部尚书进入内阁,其中有四人成为首辅。礼部尚书独重是突变的,是嘉靖朝政治发展内生的产物,对嘉靖朝政治格局的演变、官员迁升路线的影响、政治斗争的激化和当时及后世仕风的影响,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也是解读嘉靖朝政治的一个独特视角。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国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特点分析

在当前转型期的背景下,我国利益集团呈现不平衡发展,并且在不断分化、重组,他们对政治的参与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因此,对我国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密疏与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

明中叶以后诸帝多怠政,但世宗嘉靖皇帝并非完全如此。嘉靖前期,他励精图治,中后期虽少临朝或不临朝,他却能牢牢地控制着朝政而威柄不移。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嘉靖朝为明代使用密疏十分广泛的时期,这对嘉靖朝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因而其理政方式不同于以前或以后的诸帝。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与诸帝相比主要有三个转变,即早朝由勤于理朝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从形式上和表面来看,这三个转变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疏于理政,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嘉靖皇帝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之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实现了对朝政的绝对控制,从而形成了嘉靖皇帝独特的理政方式。     

社会与政治的互动:政治权力制约的有效路径

政治权力制约问题,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政治权力制约理论的梳理,批判性地吸取各种理论经验,提出制约政治权力必须从社会与政治的互动角度思考,即要将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置于多元均衡而和谐的社会结构之中考察。本文认为,这样才能推动政治权力制约理论的深入研究,从而促进我国政治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完善,进而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 ,农民的政治参与有了一定的扩大。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促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 ,应该加强农村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完善村民自治。防范各种非制度参与对农村政治发展的消极影响。     

中晚明的社会转型与历史变革(专题讨论)

编者按:晚明史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晚明社会的转型与历史的变革于是也就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晚明社会历史这种大变迁、大变革究竟起自何处,不同的学者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所强调的重点     

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从权力结构均衡考察

政治认同本质上是要确立一种以支配为目的不平等关系以实现有效的政治统治,然而在形式上必须通过意识形态、制度和治理绩效来强化政治权力客体的平等感受,但其作用发挥必须基于社会权力资源的公平配置,这一要求使得政治认同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有效建构.     

论国际政治权力的目的性与工具性

本论文剖析了国家政治权力概念、权力来源、权力目的性与工具性。除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界定的权力来源外,软实力和政治行为体的叛逆行为也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际政治权力的本质即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维护工具即是国际政治权力。国际政治权力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双重特征。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其竞奢之风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与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相始终。明代奢靡之风肇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明代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明朝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随之社会生活中奢靡之风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其实明朝中叶以后,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这也是晚明奢靡风气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因。     

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种政治智慧——兼论西方民粹政治的冲击及其制度根源

从现实社会来观察,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不仅在国家政治中存在,在国际政治中同样存在。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不约而同地被打上了民粹主义标签,说明民粹政治正经历一场世界性的复苏。在中东与欧美的制度差异背后,民粹政治复苏的制度根源却是相似的。经济危机时期会激发大众要求公平分配的渴望,如果制度反应迟缓或不当,还会激发底层反抗。同时,由于民间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缺乏沟通,更会造成公众对国家政治的信任失落,进而为民粹政治打开通行之门。     

哲学与政治的相遇--论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

本文围绕雅斯贝尔斯的前后期政治著述活动,探讨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特征.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是他关于社会与国家的理念以及"新政治"思想.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将哲学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用理性贯注每一个生存,有意识地处理共同体与个人、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合法性与道德性、秩序与暴力之间的矛盾,从而使生存变成交往性的生存,使个体达到自身,使社会达到统一.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宗旨是人类的统一、世界的统一.作为普遍交往的政治哲学,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有助于人类从全球意识出发,共同选择未来、开辟未来,并对此共同负起责任.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网络政治参与与青年政治意识的发展

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意识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青年的精英意识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责任化,参与精神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实践化。青年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但尚存在群际隔离与互动失序、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相交织、政治态度倾向上的不满意度及从众性偏激增加以及网络行为的娱乐化、看客心理与"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等局限与误区。对于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应当以社会利益激发其网络参与动机、引导参与方向,通过教育使青年网民成长为"组织化的公众",训练思想政治教育者成为在线"意见领袖",建立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的青年教育"在线联合体",并从法律、道德、技术等方面对青年的网络表达进行多向度、发展性规制。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广州市职业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研究

本文对广州市各职业群体3000多人,就广州市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程度三个维度来考察,广州市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总体上成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