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辛亥革命,何来五四文学——辛亥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目前流行的观点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强调五四文学革命直接受益于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其价值取向直接来自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想象,晚清以来的主流文学作为一种渐变的铺垫,在新文化运动之际终于发生突变——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大陆文学史普遍采用的一种的文学史模式;另一种是世纪之交舶来的思路,即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强调晚清以来被大陆文学史忽视或“压抑”的非主流文学(狎邪、公案、科幻等小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性.     

五四新文学视野下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100周年不仅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日子,这不只从政治制度、时代变迁、文化思想等层面上来说是如此,从文学层面上来看也同样是如此.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流变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以报刊媒体的演进为例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流变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具体说来,白话的生成、文学的演进及其与报纸杂志的结合,并通过报纸杂志的传播、引导,社会各阶层人士最终形成松散的合力,奠定革命的基础,最后完成了颠覆帝王统治的封建制度,开辟了近世现代化制度新的篇章,同时,也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早早地播下星星之火,为后来新式文学遍地燎原起到张目之势.梳理清末民初报级杂志的演进方式,对于重新认识这一过程在文学史中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文化运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将女性问题纳入其关注的重要内容,从而催生了女性主义思潮。     

现代文学的口语崇拜观念及其理论误区

口语崇拜是一种与写实主义、个性主义、大众化等思潮相互呼应的现代文学观念,它的产生与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语言观对中国的影响有关.由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者及以后的理论家主要以语言变革的逻辑为其口语崇拜主张立论,当现代语言变革特别是"汉字革命"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时,文学中的口语崇拜观念便面临理论危机.口语崇拜观念还面对着从文学自身出发而产生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声音在现代文学史上虽不是时代最强音,但却切中要害.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和联系

本文认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性质、内容、历史作用等方面既相区别,又有联系,认为不加区分笼统地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法是欠妥当的。     

为旧体诗词注入全新的生命——论新文化运动对于诗词发展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为旧体诗词提供了自由精神与民主意识,为20世纪诗词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参照系。新文化运动不是损害了诗词创作的发展,而是为诗词创作注入了全新的生命。     

走向现实的中国新文学——欧洲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研究管窥

中国新文学在乱世中一出现,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界很快便对其展开译介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年至1986年的60年间,欧洲的法国、德国、捷克等19个国家,共翻译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谢冰莹、丁玲、艾青、赵树理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约200余种;共发表、出版研究论文、论著近300篇(部)。欧洲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崛起是革命风暴的产物之一,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崛起的研究,会有助于讨论和修正已有的相关观念和结论。     

没有情感的知识没有情感的道德——新文化运动中学者的宗教观研究

本文考察了新文化运动学者中居于主流的宗教替代说,指出这种宗教观是为宗教的每一个方面都寻求一个替代者.进而论证,表面上它是不把宗教看作是一个文明的整体,而更深的思想根源则是割裂了人的理智和情感.这种思想,一方面发展了不讲情感的纯粹科学,另一方面就是不考虑人的情感,只制定道德准则,最终导致了纯粹说教式的宗教替代说的失败.     

文化冲突中的文学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

中国现代文化是在各种文化理想、文化冲突中的一种选择与整合 ,其现代性也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总体的比较中确立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时间上大体上一致 ,但并不是遵循同一逻辑理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剧烈的冲突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文学 ,它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与冲突 ,却又变动不居 ,其稳定与秩序充满张力 ,因而具有创造的活力和繁荣的契机     

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实际内涵——以胡风的质疑为视角

20世纪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涉及了如何利用旧形式、评价“五四”新文学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胡风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分析,既批评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坚持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胡风的质疑和被批判,显示了“民族形式”运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的实际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被改造命运的开始。     

论五四社团繁荣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表现之一就是社团的繁荣。五四社团繁荣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思想信仰,其中,既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伪社会主义学说。由此而带来的是各种思想的争鸣。争鸣的结果是伪社会主义思想的没落,马克思主义的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五四社团也是各种人才成长的摇篮,其中就培育了早期的共产党领袖和党员。可以说,五四社团繁荣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世纪回顾和总结

清理和研究现代文学的理论批评 ,带有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的双重品格。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起码有四种历史作用 :1.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古典向现代转型 ;2 .促进新兴文学的发展和文学流派的繁荣 ;3.引导中国现代文学精品的产生和现代文学创作的成熟 ;4.在广泛的实践中舒展丰富的思维角度 ,为后世留下成败得失 ,可供反复思考的多样智慧。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的形成和斗争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有他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斗争.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自有一定意义和价值.     

论实证思维对现代白话及新文学观念的建构

实证思维是西方现代语言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现代白话得以生成的重要思维资源。经过晚清以来物质器物的输入之后,逐步接受西方思维影响的汉语文化,在一批深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留学生的主动输入下,现代实证思维在五四时期成为现代白话取代传统文言的主要内动力,并重新厘定了传统汉语演变为现代白话的语词规则、能指与所指关系,一种新的语言系统得以建构,并改变了汉语文学从价值观念到文体形式的存在方式。在内容上和语词逻辑上的"求真"和强调时间性的叙事性元素成为汉语新文学主要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组成方式。     

谈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如果在超越狭隘民族立场的前提下去看待世界文学或人类总体文学进程,就会发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整个文学发展系统是由全人类各民族文学共同交织而成的网络,是一个文学共同体或文学时空联合体.国家民族文学的本土纵向继承和不同国别、族别文学传统之间的横向借鉴的合力共同构成了文学发展总的动力.泰戈尔的诗歌熏陶了一批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诸如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等,而他们的作品,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从而揭示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人类现代实践进程的历史科学,具有统一于实践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因而是一个内在于现代实践的开放的理论。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阐释和构建出现了背离这一历史科学实质的倾向,这主要是:一方面形成了过多强调必然性的经济决定论和公式化、僵化的旧教科书体系,导致对现实的封闭性解释;另一方面,在反驳这一封闭体系的过程中,出现了主体性解释逻辑和实践哲学构建的抽象理论范式。对此,我们应充分理解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在深刻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理论倒错与反科学万能：五四时期新浪漫主义翻译文论的几种特质

五四时期翻译的新浪漫主义并不等同于西方现代派,它是一个综合变形而来的"中国化"理论体系:首先,通过文献考证发现,田汉、昔尘有关新浪漫主义的文章实际上是翻译文论,几乎是日本学者相关论著的复刻,认为新浪漫主义是取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长,摒弃二者所短,形成的文艺新阶段,呈现出"反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其次,以沈雁冰为代表的译者把新浪漫主义与法国的新理想主义杂糅在了一起,使得五四时期译介的新浪漫主义文论实际上排除了部分西方现代主义,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最后,五四时期对新浪漫主义文论的译介看似理论倒错,除了译介初期的不严谨外,更重要的是译者们强化了新浪漫主义的反抗精神和人道关怀,这无疑契合了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     

“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基本经验

近代中国在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以后,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陷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一代先进分子,创办《新青年》,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