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格研究

由于刑法设置的法定刑幅度过大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不到严格规范,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了量刑失衡现象。一些量刑严重失衡的案件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法院的公信力,量刑均衡由此成为中国刑法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从原则研究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量刑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刑格是适用量刑基准指导刑罚裁量时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适应性调整研究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制定是增强量刑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举措,旨在弥补刑罚适用中的僵化,促进个案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法律制度。当前酌定减轻量刑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判决过少、缺乏有效监督、操作程序繁琐、适用途径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而酌定减轻量刑权能否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运作,取决于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量刑程序能否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相关摸索和有益尝试。     

Report on a Research Experiment on the Independent Sentencing Procedure： A Sample from the Wuhu Model＊

量刑规范化是中国刑事审判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问题。根据量刑程序改革试点所获得的材料,运用严格科学的经典实验法,通过综合比对与配对比对测试隔离式量刑程序的实施效果,发现隔离式量刑程序具有可行性。它不仅有助于显著提高量刑过程的透明度,更利于增加法官获取、采纳量刑信息的数量与比率。虽然程序参与主体对隔离式量刑程序的满意程度没有达到预想高度,但一审量刑程序结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更优。同时,隔离式量刑程序有助于合议庭功能的实质化,可被视为未来深化庭审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调查结果也发现,实验过程中律师作用的发挥不够理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量刑建议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究

量刑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但由于我国在量刑建议制度方面的缺失,导致量刑不公,法官滥用量刑裁量权等诸多问题产生。那么通过对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赋予控诉方量刑建议权,从公权力视角下制约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激活辩护方在庭审过程中的量刑辩护权,从而形成动态的庭审量刑机制,使得裁判方针对量刑问题做出公正的量刑判决。而且,在现有的立法空间内,结合我国自身的国情,积极地引入量刑建议制度,通过对其基本概念、诉讼构造模式、制度价值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层次剖析,进一步了解量刑建议制度的内部运行规律,并且在实践层面论证出量刑建议制度在我国法制土壤中可生存的空间,在此基础之上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量刑建议制度。     

许霆案引发的法理思考

许霆案是个普通的案件,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霆案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许霆案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的法理值得我们每一个法律人去深思.司法正义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司法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许霆案一审判决量刑不符合实体正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正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体不公影响的仅仅为个案,程序不公则必将破坏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因此,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意义非凡.网络媒体异军突起成为司法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监督应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法有局限性,应及时地修改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正确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弥补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裂痕.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与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法运行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作为司法过程一环的量刑活动必然要遵循此原则,当前我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也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罪刑法定原则对量刑规范化提出了明确性和适当性这两个要求,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更多实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却难以完全实现其适当性的要求.由此,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寻求明确性与适当性之间的平衡.     

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发展隐忧及完善路径

当下,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司法裁判、司法推理以及司法量刑等领域。其在进行裁判、推理及量刑的过程中也引发了诸多发展隐忧。如算法裁判易威胁司法自主、算法推理易影响实质正义、算法量刑易冲击审判中心主义等。为了排解上述隐忧,需要明确算法裁判的辅助性地位,确定算法裁判的应用范围以及责任归属,建立算法推理的可修正技术正当程序,不断完善人机协同的算法量刑新模式,从整体上提升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实效。     

论刑罚裁量中的基本刑和刑级的量化模型

刑罚裁量的不均衡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的,而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主要原因是法定量刑幅度过大以及各种量刑情节对量刑影响的随意性.决定法定刑的客观事实情况称之为基本量刑情节,被量化的基本量刑情节对应的刑罚称之为基本刑,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可以求出以基本量刑情节为自变量、以基本刑为因变量的基本量刑函数;并通过不同种刑罚之间的折算,可以建立起基本量刑情节与各种刑罚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把法定刑划分为幅度相对较小的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的若干刑级,并通过基本量刑函数求出与各刑级相对应的基本量刑情节,从而使法官只能根据被量化的基本量刑情节,选择与之对应的幅度较小的某一刑级进行自由裁量,有效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认知

中国行政诉讼司法认知存在范围界定不科学,程序规则不完善,效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等问题,应当合理界定司法认知的范围,完善司法认知的程序,妥善解决司法认知的效力问题。     

论刑罚的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问题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基础的定位不清,即刑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不清.传统刑法关于刑罚目的"报应与预防的统一"的界定仅仅是从行为中心主义理论出发的阐述.事实上,刑罚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行为中心主义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犯罪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刑罚的理论基础研究应从刑罚的设定--量刑、刑罚的执行--惩罚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能混为一谈.量刑与犯罪具有质的同一性,亦应以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惩罚则只能以行为中心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混淆量刑、惩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就会使刑法理论、立法建构出现问题.     

对刑法第383条贪污罪刑罚配置的思考

刑法383条的主要以概括性数额加情节量刑标准设置刑罚、罚金与没收财产并存的附加刑、对严重的贪污犯罪分子配置终身监禁。但概括性的贪污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导致适用法律过于灵活;对被判处死缓依法减为无期的严重贪污分子终身监禁,不得适用减刑、假释的规定,违背司法人道精神,以不利于贪污犯罪分子改造。现行刑法第383条的刑罚配置有待完善和修正的空间,但需考虑到刑法规范的安定性,当下可以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83条贪污罪刑罚规定予以明确、细化,限制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的适用。     

中国偷税罪立法的检讨

中国现行偷税罪“数额加比例制”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缺陷:偷税数额很大却因未达10%的比例不构成犯罪;“数额加比例制”立法空档导致无从定罪量刑;“累计计算”对立法意图的背离。因此,应合理对我国现行偷税罪进行立法完善。     

浅论WTO对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

WTO规则作为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其中规范、透明和程序法定的法律规则必然对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产生巨大冲击.WTO规则复审制度的要求也对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提出了新课题.为与WTO的规定相协调.在目前中国司法体制的条件下.可以根据中国的承诺通过对司法审查模式之选择,改革并完善中国司法审查相关制度的方式解决.     

程序审抑或实体审——美国行政规则司法审查基准研究及其启示

美国行政法学界长期存在着关于行政规则司法审查基准的论争,特别是随着行政领域涉及到更多的科学技术性事项之时.法官应如何对行政规则进行审查,是实体审还是程序审,意见并不一致.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认为绝对界分实体审与程序审是难以做到的.从其发展史来看,程序与实体交织在一起,法官面对行政规则时也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从严审查基准的修正将更加体现以上的观点,这对于建立中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准具有借鉴意义.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运作机制研究

量刑建议是控方的权利（力）,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活动既有法理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则是符合国情原则和说理充分原则。在制度设计方面,对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应进行限制,要根据办案体制的不同分别确定启动主体,要以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为一般原则,对于是否免除刑罚、刑种及是否缓刑方面,量刑建议应当明确,针对自由刑的刑期建议,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采取刑期幅度的形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活动既对法院产生约束力,也对检察机关自身产生约束力。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划分标准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力度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症结在于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因此,寻求两者之间科学合理的界分标准,发现其中的模糊区域,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及建构司法审查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司法审查强度探微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划分标准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力度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症结在于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因此，寻求两者之间科学合理的界分标准，发现其中的模糊区域，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及建构司法审查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相关诉讼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缺乏被害人保护的权利保障的现状,无论是从人权保障的外在需要,抑或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内在需求,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无论是从实体层面的定罪量刑,还是程序层面的控辩结构,被害人因素都是必须考量的.并且,从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的诉求出发,如果在权利保障的内涵中.缺失了对被害人的关注,所谓和谐的诉求也必然是缘木求鱼.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分析,一个缺乏被害人广泛参与的程序,其裁判结果必然与被害人的正义诉求有一定的隔膜,从而导致被害人缺乏对程序正义的认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仅是一个程序上展开的话题,更具有坚实的法理学基础.     

舆论监督司法的利弊分析及完善路径

舆论监督司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一方面有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影响,而这一张力在司法制度尚不健全却业已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中国而言,尤为明显。分析近两年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于欢案"和"昆山龙哥案"发现,舆论监督既呈现出提高司法运作效率,推动个案进展、促进司法公开和公正,纠正司法不公、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身心伤害、引发司法反思,推进法治进步等积极作用,又存在着舆论监督过界,干涉司法审判、舆论监督的"情感宣泄"挑战司法活动的"理性认知"等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舆论监督的限度、司法实践的过程以及公众理念的引导这三个维度着手,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舆论监督司法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