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知识与圣俗二分：从涂尔干到伯恩斯坦

“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命题是涂尔干研究人类总体知识的落脚点,也是伯恩斯坦理解教育知识的社会性质的起点。本文试图重新理解涂尔干这一重要却不断被误解的命题,从“圣俗二分假想”入手,还原涂尔干知识社会学背后的问题意识,并呈现伯恩斯坦对圣俗二分的思考。研究发现,伯恩斯坦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知识及其社会基础的思考,从双重社会性假设出发阐释了教育知识的分类原则,另一方面也阐明了圣俗二分所蕴含的教育解放的可能性。     

语言学转向的反思与检讨

在西方思想史上,语言学的转向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语言学转向不仅对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西方文学研究产生了强烈冲击。语言学转向的直接后果是语言的能指功能被进一步强化,进而使得语言被强化为牢笼,而各种对语言表征功能的质疑声音也引发了语言表征危机的出现。     

教育教学视域下的语言景观研究述评:理论、议题及启示

语言景观研究主要探究公共空间内的语言选择所表征的社会意义.随着其研究边界的扩大,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的考察逐渐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拓展至教育教学视角.相较之下,国内学者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极少有学者将其纳入教育教学的视域下进行考察.国外理论研究表明,语言景观不仅可以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额外的输入资源,还在促进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和多语能力的发展、培养多模态技能、提高语言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实证研究多围绕语言景观与英语语言教学、语言景观与社会语言意识、语言景观与职前教师培训等三个议题开展.受国外研究的启发,建议国内学者加强语言景观应用于我国外语教学的理论构建,探索语言景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从实证层面探究语言景观与语言意识的关系,重视教育机构内部的语言景观研究,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认知心理学与社会建构主义的语言观

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主流思潮,他们各自在语言心理学领域取得了许多新的理论与实验建树,有力地推动了语言学基础理论的纵深发展。本文通过对认知心理学与社会建构主义语言观的介绍,系统地分析了两种语言观的异同,这对语言教学和学习有着极大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在外语教学中强调跨文化交际,要求用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解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外语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使用语言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与信念,这些方式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人类生活的性质.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外语这一交际能力.     

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影响力--语言哲学与日常语言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其核心思想就是“语言游戏”。语言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对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而且对语言学也有很深的影响。他后期的语言观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     

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探索

哲学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哲学的发展促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本文探索“语用学转向”的思想渊源,分析构成传统与现代语用学的英、法、德、美以及中国的语用学思想,提出现代语用学转向建构的意义,揭示语用学转向为哲学与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哲学与语用学带来新的思想与观念。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语言学方法

当前,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应当引起重视和强化。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是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使然,而且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效果的需要。语言学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具有独特优势,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特征、功能等基本问题做出更为细致、有效、可靠的解释。其具体方法包括语义分析、修辞研究、语言比较研究、语言发展研究、语言统计方法等。     

论语言学对日常语言哲学语词意义理论的影响

语词意义理论问题是维特根斯坦毕生关心的问题。因为前期遇到了许多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 ,后期他转向了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以求摆脱理论上的困难 ,经过丰富和发展 ,形成了日常语言哲学这个新的流派。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们认为“当语言休息的时候 ,哲学问题就产生了” ,于是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 ,语词意义理论是语言学的哲学表述 ,是从语言学角度得出的哲学结论 ,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语言学味道。     

现代社会语言学史

本文主要指60年代末期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派,而不是指从社会学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如伯恩斯坦、费希曼——即语言的社会学学派),或人类学出身的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如海姆斯的《话语的人种史》,或倾向于话语分析方法的学者所做的研究(如甘伯兹)。笔者一直期待能有象海姆斯这样一位在过去的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论述过语言学史的若干问题、并撰写过一部题为《社会语言学基础》(1974)专著的学者也能在社会语言学的起因、来源及发展方面开拓我们的视     

艺术语言学刍议——兼论语言的张力与弹性

中国语言学由于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影响,很长时间都无法跳出“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藩篱,主要以语言的“结构形式与结构规律”为研究对象,使语言研究陷入公式化、程式化的尴尬境地.语言学崭新的分支——艺术语言学解释了源于说话者内心世界、满载美感信息的非规范化言语形式,从而弥补了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不足.     

跨学科、多向度:二十世纪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西方法理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同时法理学语言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是深远的。     

语境研究的人文主义趋势

现当代的语境研究轨迹显示了对人的意义主体地位和解意特征的逐步认识,呈现出日益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语境研究经历了逻辑分析学、日常语言学、认知语用学和诠释学的发展阶段.逻辑分析学对语境的研究属于绝对的、客观的本体意义研究,否认人在意义建构中的主体地位;日常语言学的语境研究开启了语境研究的人文主义转向,开始强调意义对意义主体的依赖和意义主体间的交际互动:认知语用哲学和诠释哲学则明确指出人是语言主体,在语境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就此对人进行心理的、动态的个性化和实践性研究.因此,语境研究经历了由忽视人的语言主体性的、对意义的静态研究转向了重视人的社会和个性特征的动态研究,这种转变体现了语境研究的人文主义发展趋势.     

苏联社会学文献中的“社区”与“共同体”

在社会学词汇中,英文Community 常常译成“社区”,俄文通常译作“共同体”.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的《俄英词典》上俄文的第一个英文解释就是Community.Community 这一词是西方社会使用得较为普遍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内容偏重于社会地域共同体。在苏联社会学论文集或文献中,所见到的“共同体”这一词,通常在词前都加上一个定语,因此,严格地说,他们没有把共同体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学概念。例如,用于社会地域研究的社会共同体叫社会地域共同体;用于民族、族类研究的民族、族类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化分布区共同体等等,在共同体前都加上一个定语使用。但苏联社会学文献上对社会共同体的概念的表述与西方社会学“社区”的概念颇为接近,他们认为:1.社会共同体是个人群体和社会系统功能作为社     

论法律语言的意义和作用——自社会语言学跨领域的视角观察

长期以来,整个法律职业所通用的语言,无论是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的用语,抑或是形诸于文字的法条用语,或与当事人权益有切身关系的法律文件的用语,甚至是法学院课堂上的,较之于一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这点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皆然。自从法律语言学的开山鼻祖DavidMellinkoff教授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题为TheLanguageoftheLaw(《法律的语言》)一书问世以来,无论是法学界、社会学学界、人类学抑或语言学学界莫不从法律语言学视为具有独立生命力的学科出发,开始重视法律语言的社会地位、功能以及属性。无疑地,正因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强、技术性亦高的职业,法律语言也就成了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性和特殊性的语言,象征着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但是若试图仅以这点来概括一切,似有见树不见林之憾。本文有鉴于此,不仅立基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更试图从“法律论述”(discourseanalysis)理论出发接近该问题,因为“法律论述”关心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其实际运用的场合与情境,牵动着诸多内外在、主客观的因素,一如国外的陪审团审判制度所显示。笔者在本文绪论中提出轮廓之后,接着第二部分再介绍语言的功能和作用并适时引入法律语言。继而第三部分围绕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体”或“语码”(code)或“变体”(variety)的论点,针对诸多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的复杂因素和理论,进行论述与比较。     

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语言/视觉二元论以及文化社会学的符像转向

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社会学遭遇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不得不面对当代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发现。其越来越紧迫的任务就是认识并修正曾经由这些学科所确立的语言学/文本框架之解释的局限性。传统结构主义者集中关注各种话语符码,而且,在理解复杂的表象经济的权力,特别是在履行解释其变异性方面,文化符号之任意性的假设显得捉襟见肘。语言和以沟通为中心的框架通常忽视的事实是,被相信具有因果性社会力量的绝大多数能指无可避免地嵌入在开放的但并非无限制的感情与物质性结构之中。因此,行动中需要整合能力更强且维度更多的文化模式。本文主要讨论符像性对发展一个与此相关的整合性视角的重要性,同时并不抛弃语言学转向的一些构成性洞见。我以亚历山大等当代学者的转型性工作和我自己的研究来证实,被如此构想的文化的复合体才是具因果律的社会力。我的目的在于详尽阐述物质性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原则,即不同的符号秩序对于决定性和/或自主性逻辑而言是不同的主题,并且由此对“社会建构”和历史转型的不同模式做出回应。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奥斯汀关于如何以言行事的问题,但是不能重复他的局限,即似乎社会之事发生之际同时并不伴随图像、对象、场所、身体和所有它们的特征以及使用暗含。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这一扩展予以充实,可以帮助我们激活理解和解释文化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充分潜力,并由此坚定地转向文化。     

社会世界中的货币:西方货币的多学科研究追踪

在现代社会,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在西方,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与人的精神、心理状态等视角研究货币在现代社会世界中的多重意义与影响,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宗教学、符号学与语言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社会语言学和方言

日本很晚才使用社会语言学这一名称,据我了解,1973年野元菊雄和江川清在《国立国语研究所的道路——社会语言学》的报告中最早使用了这一名称。社会语言学是研究什么的,根据杉户清树对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从使用语言的人和集团与社会的联系上来研究语言;(二)从更大的范围对某语言社会以及个人使用的语言进行研究。索绪尔曾把对语言体系本身进行考察的学问叫“内部语言学”;把和语言体系没有直接关系,对地域广阔的、和社会性用法有关系的语言进行考察的学问叫“外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重     

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无语”

“话语”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诞生于语言学。“简单、通俗一点说,话语是言语交际单位,是实际语言运用中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的完整性的书面语和口语成品(也有人将口语排除在外)。小至电文、便条,大至长篇多卷巨著,都可理解为‘话语’。”①但是,当“话语”概念从语言学领域被引入到其他研究领域(文学、哲学、文化、社会学,等等)的时候,“话语”概念本身由于新的意义的被赋予而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模糊,更加晦暗不明了。米尔斯(Sara Mills)在其专门研究“话语”概念广泛而普遍地被使用在诸领域的著作《话语》(Discourse,2004)里有着…     

试论文字与语言学发展的关系

比较各个文明传统中语言学的起源,可以看到文字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语言的关系.文字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客体化的过程,是一个在元语言的层次上表现语言的过程.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社会里第一次出现了纯为语言的专门技术,出现了专门处理语言的职业,出现了以语言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语言也因此而从人的一种自然拥有的能力变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知识问题.语言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