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

吴兴武康沈氏是南朝最为活跃的南方土著家族 ,而其势力之崛起则可溯源至两晋之际。由于三吴文化高门在亡国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从而为地方土著豪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沈氏即在此时借其他豪强相互残杀之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南朝士族到晚唐衣冠户——吴兴沈氏在萧梁至唐末的变迁

作为南朝高门士族的吴兴沈氏,大抵从萧梁后期开始,在总体上呈现出盛极而衰的趋向,并最终沦落于陈朝亡国之后.此后直至中唐,沈氏族人或以将途自奋,或由科举入仕,却皆未能重振家声.中唐以降,诸多沈氏族人在进士及第之后,纷纷迁居异乡而别立门户,成为官方认可的衣冠户,吴兴沈氏的家族组织也因此日益涣散.     

吴兴沈氏的士族化及其相关问题

沈氏各房支的士族化,尽管途径有差异,时间有先后,却莫不通过依附皇权而得实现,且在士族化后,仍将党附、卫护皇权作为隆身显家之道。同时也正因为沈氏宗人有意通过党附皇权而渔利,故难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而深受其害,是以该宗族屡罹祸难。然而,一则得益于乡里根基的雄厚,二则受惠于尚武特质的保持,吴兴沈氏在刘宋一代始终厕身于士族行列。     

略论吴兴沈氏的没落

自梁末以还 ,在门风转向负面影响的作用下 ,吴兴沈氏的族势日渐衰退 ;爰及隋唐之世 ,更因为离散宗族政策的实施尤其是选举制度的变易 ,该家族丧失了乡里根基的依托 ,最终消融于官僚帝国的组织框架和文化构造之中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关于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的初步统计

吴兴姚氏是汉唐之间江东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其整体鲜有关注,更未见有关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的统计成果。爬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相关墓志铭,可知唐代吴兴姚氏的入仕人数为137人,表明吴兴姚氏是唐代的中等士族。     

论沈约陆厥的声律之争与沈氏家族文化的关系

南齐永明末年 ,吴郡陆厥与吴兴沈约对昔人有无宫商声律之用的论争 ,反映了双方对儒家传统五声与永明四声体系的不同看法。沈约四声论的产生 ,与对民间通俗文化的吸收密不可分。沈约对于俗文化的喜好 ,显露出他的文化观念中所带有的吴姓新贵的烙印。一般认为 ,吴兴沈氏家学以儒家为主 ,事实上 ,六朝沈氏家学始于老庄玄学 ,终于以玄兼儒。由军功起家的吴姓新贵沈氏文化的尚俗 ,有别于陆氏等吴姓旧族文化的崇雅。通过分析沈约对吴歌西曲等俗文化的复杂心态 ,可以揭示出四声理论的产生与沈氏家族文化背景的关系     

吴江沈氏女作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

吴江沈氏家族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一个著名的文学世家,除了以沈?为代表的男性成员在传统的诗文及戏曲领域内取得的辉煌成就外,女性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沈宜修为核心的女性作家群具有鲜明的家族特质,她们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大多为母女词人、姐妹词人、妯娌词人、姑嫂词人;她们在创作中互相唱和,情感上互为慰藉,生活上彼此帮助,作品中萦绕着浓烈的亲情和特殊的愁苦,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午梦堂气质"。这与吴江沈氏深厚的家学渊源、文学世家的联姻、家庭教育、作家闺中酬唱及晚明东南地区家族女性创作的繁荣密不可分。     

论汉代西南地域的豪族大姓

［摘要］西南豪族大姓由各种社会势力转化形成。受各种因素影响,益州北部与南部豪族发展进程不同,益州北部豪族在西汉中后期形成,益州南部豪族形成在东汉中期以后。西南豪族大姓发展亦不平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性。随着儒学的传播,西南豪族不断儒化、士族化,最终完成了由一代官僚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转变和由“世仕州郡”向世代公卿的中央化转变这一双重历史进程。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简论

新城王氏作为明清山东著名的世家大族 ,为强化宗族组织 ,维系门第不坠 ,新城王氏自 16世纪以来采取了包括联姻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与明清山东许多科举望族建立了联姻关系 ,并与其中甚为有力者世代通婚。新城王氏及其姻亲对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 ,反映了明清绅衿阶层与地方基层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

该文使用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路线、形成与路线特点、建设、商业活动,以及汉代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但汉帝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才将这条道路全线开通。其基本路线为从成都经永昌郡(今云南西部)到达身毒(今印度)。当时在古道沿途大规模开凿道路,设置郡县治所和各种交通通讯设施,大量移民,屯军等措施来保证道路畅通与高效的通讯传递。当时古道上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境内和境外两部分。境内主要在蜀地与西南夷地区之间,境外主要在蜀地与境外之间进行。     

晋宋建康城市空间管理制度

晋宋建康城市形制为套城制,第一重宫城设有六门,六门外置行马,为宫城外部空间的重要管理设施;第二重都城也以六门为标志,六门内人员出入行止主要体现在行车分道制度等。建康城市的空间管理突出了统治者在空间划分和对人的行为约束这两方面的控制功能,凸现了城市行为空间的等级制和象征性。     

汉晋文化思潮演进中的谯郡夏侯氏家族

汉晋时期谯郡夏侯氏的发展演进,与曹氏家族呈现出共生状态,但又与其时的文化思潮密切互动,彰显出自身独特的脉络。在曹魏建国的过程中,夏侯氏家族给予了曹操父子不遗余力的支持,同时也濡染了建安士风的通兑任达。曹魏时期,开国功臣及世代姻戚的地位使其门第渐趋贵盛,且随着学术文化蕴积的增厚,其门风也呈现出由尚武雄豪、通兑任情的将门风范向儒雅矜慎、博观艺文的世家气象的递转;正始时期夏侯玄在政坛中的众望所归以及士林领袖的风度雅量更使夏侯氏无可争议地步入了一流士族的行列。凭借在曹魏一朝的蕴积,即使经历了魏末司马氏对亲曹势力的打压,入晋以后,夏侯氏依然位列名族。夏侯骏、夏侯湛等后起之秀或在"朋党纷然"、崇虚贱实的政坛上独标一格,或在繁华竞逐的西晋文坛上以不同流俗的笔调叙写宗族亲情、抒发耿介之怀,承继了家族的磊磊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