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成于束权 束权成于改革 聚焦我国反腐10年典型案例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小平南巡以后的2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不但是世界各国都承认并羡慕的，也是每—位中国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然而，为何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开放的异议声不断？相当数量民众的幸福感反而有所降低？社会焦虑有增无减，移民浪潮后浪推前浪？群众包含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所选择的道路忧心忡忡，缺乏自信呢？笔者认为，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而隐藏在“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背后的始作俑者，却是腐败。     

行政权力腐败的模型分析及治理对策

腐败是与政府行政权力相伴生的痼疾,既是一个历史现象又是一个国际现象。贪污腐败和寻租腐败是委托—代理模型中最典型的腐败方式,文章在此基础上对贪污腐败和寻租腐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并探讨治理行政权力腐败的有效途径。     

福利腐败:权力、资源多重垄断的集结

"福利腐败"是由行政垄断或者是资源垄断衍生出的中国式的腐败现象."福利腐败"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它源于计划经济所形成的福利制度惯性以及由此滋生的特权消费意识,而权力部门的行政垄断则是其产生的政治基础.目前,"福利腐败"所带来的危害已经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它不仅引发了社会信任危机,导致社会不公,同时还加剧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加强监督并规范政府行为,同时从法律层面上立法制约"福利腐败".     

人力资本失灵、国家垄断与贫富差距扩大

人力资本失灵是中国有组织现代化过程中搁置城乡弱势群体发展的结果,引致了人力资本的非等价交换,人力资本沉没成为了常态;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存在极大的道德风险,易于滋生为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市场差异化改革造成不同区域资源配置能力与市场能力的巨大差异;国家垄断部门的普遍存在带来垄断利益,寻租与腐败不可避免.这是目前引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根源,为遏制这一现象,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创新,破除垄断,创新金融体制.     

寻租与腐败的相关性

寻租与腐败是两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不同概念。经济体制转型是寻租活动大行其道的现实基础,专制体制是腐败产生的制度性原因,而由管制形成的垄断特权促使了寻租活动的发生,即寻租可以诱发腐败。我国在制度变迁中必须采取法律手段并建立制度性约束机制才能减少腐败的产生。     

权力寻租成因的多维透析

在我国转型时期，权力寻租是较为常见的腐败现象，其成因有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因素。经济方面如政企不分、价格双轨制、经济特权等；政治方面如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缺失、法制不健全等；思想方面如特权思想、寻租者畸形心理等。为防范权力寻租，须在多维透析的基础上，推进体制创新，强化社会监督，加强法制建设，实施道德教育。     

基于公共资源配置的腐败形成机理分析

当前我国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功能尚不完备,政府仍拥有较大垄断配置权.由于制度"缺席"与权力失约,政府干预失灵就会产生"非生产性租金",在"官本位"文化影响下,受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驱动容易出现权力腐败现象.运用公共选择、委托-代理及寻租等理论对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腐败行为进行定性分析,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个体因素四方面探究其多元形成机理,为真正从源头上预防与遏制腐败提供理论支持.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

国家认同是个人确认自己归属某个国家行为的心理过程,由制度认同、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三个参数组成.转型时期的乌克兰存在着多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宪政权力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左右摇摆,民众没能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们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寻租,导致民众对所谓民主制度极度失望;私有化过程中的政商结合,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利益,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了民众的心理落差;认同主体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乌克兰文化认同危机的主要体现.国家认同危机是此次乌克兰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提高防治权力腐败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满足贪欲是产生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只有提高防治权力腐败的能力,才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官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意志品质,克服贪婪心理,实现廉洁自律.     

从《聊斋志异》看我国古代的反腐倡廉

贪官污吏的大量存在是封建社会腐败的重要表现，他们的大行其道是司法不公、民不聊生的源头。蒲松龄借《聊斋志异》中的不少篇章揭露了古代封建社会官虎吏狼、贪婪暴虐、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的黑暗现实。通过对我国古代贪污腐败的主要表现和原因分析，总结了我国古代治理腐败的方式，以期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重要借鉴与启示。     

浅谈当前腐败成因及反腐路径选择

当前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权力"高度集中";外在原因:权力"外制不力";内在原因:主体"内控不强"。反对和防 止腐败对策;健全法制,以法制权;加强教育,以德制权;发展民主,以民制权;强化监督,以权制权;创新体制,多位制 权;严厉打击,治标制权;领导示范,治本制权。     

反腐新常态下我国秘书腐败的成因分析与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现象。其中,秘书腐败作为主要类型之一,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性极大。在当前我国正处于反腐新常态的背景下,对我国秘书腐败的成因以及治理措施做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秘书腐败主要由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公与私、权力与义务、内因和外因四重矛盾引起,因此,要从进攻与防御、内在和外在两大方面健全体制机制,以完善治理体系,为保持和引领反腐新常态做出贡献。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怎样判断当前的反腐形势？

现在是腐败与反腐败之间定胜负的“相持期”。为什么会有当前反腐局面的出现?原因有三：1．苏联的解体使我们党越来越明白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为了不重蹈覆辙，必须反腐。2．腐败对社会发展所显示出来的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危害性，以及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使我们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将反腐败作为执政行为的重中之重。     

寻租和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寻租是腐败的内生变量。寻租具有路径依赖性 ,腐败具有路径依赖性 ,寻租和腐败之间的联系也具有路径依赖性 ;路径依赖不仅强化了寻租和腐败本身 ,而且强化了寻租和腐败之间的联系。因此 ,打破寻租、腐败、寻租与腐败之间的路径依赖 ,必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 ,最大可能地减少政府管制 ,实现政治民主和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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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权力道德化:腐败的政治哲学根源

通过对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客观评述和逻辑分析,从权力道德化这一理论"制高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为否定权力优越和抑制制约与竞争,是权力激励不足、制约不力产生特权腐败的最深层原因.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即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多元化时代,权力者道德规范的形成,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其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忽视权力者的利益诉求,虚伪地宣扬超利益的权力道德化,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反而必然会滋生出权力者的腐败动机及行为.当今权力腐败的最主要根源,便正在于这种权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     

腐败根源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