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与孔孟之道无关吗--兼论"三纲"如何定位及产生的社会根源

本文认为“三纲”并非由谁发明创造 ,出现这种人际关系的社会现象 ,是从父系氏族公社到宗族奴隶制国家这一社会进化过程中形成的 ,但当时未有文字记载成为思想意识。孔孟之道不是与“三纲”无关 ,是从“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的时代特点 ,以正己正人为纲 ,并提出伦理政治的对等要求 ,与西汉及以后的专制王朝 ,所强调的以上统下 ,以尊压卑的“三纲”有别。只讲差别不讲联系是割断历史 ,容易产生割裂传统文化的后果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和产生历史时期析辨

关于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产生于什么历史时期,现在学术界对此提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其中有道理的说法是:三纲的内涵是要求‘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的绝对服从;三纲一词的提出者是董仲舒,但三纲思想的发明权在韩非,即韩非的三顺说,因为三顺说与三纲的内涵相同;韩非是战国末期人,所以三纲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各种其他说法均欠妥。     

困境催三纲去患 感同促共识速成——董仲舒创建与普及“三纲共识”的心路历程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是董仲舒为满足汉武帝欲重建神权与王权合一的统治思想之需要而精心创建出来的汉代共识,为使其最大化并得以普及推广,董子不仅注重以利益共赢作引导,而且巧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去打开意义共享的空间,尤其是在传统阴阳学说之上提出的同类相动理论,更创造出共识的速成效应,此创建与普及共识的过程所凸显出的共识创建人之作用,为共识效应理论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也给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深刻的启示。     

孔子与“三纲”辨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这一主题的讨论，不时有人提出“孔家店要打倒，孔子要平反”一类口号，意思是说不能把“礼教吃人”的罪名归在孔子本人身上，应该把历史上的“真孔子”与后来被专制统治者所改造所利用的“假孔子”区别开来。     

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进化论等的误导下,人们普遍将三纲理解为维护等级秩序或所谓无条件服从,视之为儒家思想的最大糟粕.本文试图说明:三纲的本义绝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三纲是孔子有感于时代弊端而提出的针对分裂和战乱的药方;三纲精神在今天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健全民主的条件之一;三纲被普遍误解的历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危机,即在迷信西方价值的同时丧失了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失去了方向.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孔孟之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无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代表孔孟之道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联系,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试论“三纲”的两种含义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论《白虎通》中“天”的混沌性与三纲六纪

在《白虎通》中,“天”的自然性或神性只是其混炖性的一个分支,“天”是混炖的。“天”的混炖性使人用“天”作论证时,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条证据的背后会有真实的、神秘的、想象的为它作论证。三纲六纪与“天”互为因果,互相比附,循环论证,三钢六纪被赋予了绝对性、神秘性,而“天”被赋予了伦理性,从而使混炖性的“天”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先秦儒家"中庸"思想的发展脉络——从孔子到孟子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具有伦理道德色彩的一个概念,它不仅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全部,而且到以子思为代表的孔子后学更是将"中庸"思想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孟子则是将其活脱脱的应用到自己的实践哲学当中,后经朱熹等大儒的传播,使"中庸"思想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最深远、最广泛的传统文化因子之一.本文主要探讨在先秦不同时期儒家对"中庸"思想的构建以及在各自思想中的地位,以此来厘清"中庸"思想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     

论“孔孟儒学”一词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

名以称实,言以达意.一种称谓的出现,常因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而附着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哲学概念尤其如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孟长期分称,"孔孟儒学"一词属于晚出.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出现,不仅反映了儒学自身的演变,孟子地位的沉浮,也折射了古代社会对孔、孟思想的体认与评价的变化.     

孔孟差异及其原因浅析

同是儒学大师,孔孟学说之间有着理论上的继承,但其中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前人的从中斡旋并不能真正反映历史事实,这种斡旋不仅否认了知识的阶段性和发展性,也不利于对孔孟学术的正确理解。     

儒家宗教传统与孔、孟宗教观的比较

儒家是形成于春秋时代的学术流派,但“儒”又是西周就存在的低级宗教官员。孔子从维护周礼的道德理性出发,排斥鬼神巫术;而战国时期的孟子则要寻找改朝换代的天命依据。与孔子罕言天命不同,孟子极力昌谈天道性命。这种儒家学派的内在差异,只能用他们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来说明。     

三分孔孟二分庄──袁枚的思想基础

袁枚思想基础以孔孟思想为主，庄子思想为辅。他既尊　孔，以孔孟思想作为批评理学与汉学的根据；又疑孔，大胆提出与孔孟相对立的观点：显示　出他是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思想学术批评家。而庄子的生死观、人生哲学等则　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     

孔孟的生死观浅论

生死问题是一个与每个人关系极为密切,而人们又不能不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孔孟对这一人生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系统的总结,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早期儒家生死观。在孔孟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死亡既具有必然性,同时又具有偶然性;死亡既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们十分重视死亡仪式。     

简析孔孟儒学之心性观及意义

孔孟儒学传统在中国哲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命题,孟子则进一步完善了人性论,提出性善说,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他们是怎么探讨人性本质的,他们提倡的学习、教育、人格修养等方法会对现代人的思想构成什么影响,在社会高速发展之期,我们能从中吸收哪些经验教训,调整好身心,积极融入社会,以使社会安定,人们生活和谐,本文做了初步探讨。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孔孟儒学与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

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存在许多不足,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以西方管理理念为基础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架构自己的文化体系。本文认为家族企业文化建设应立足于孔孟儒学合理的思想成分基础之上并用现代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予以提升,其中的契合点即孔孟儒学“仁”和“礼”这两个思想体系。其中“仁”对应的是理念体系方面,“礼”对应的是制度体系方面。孔孟儒学对现代家族企业文化建设有较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孔子“一贯之道”定论析疑

《论语·里仁》所载曾子之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孔子"一贯之道"的定论。但是,这个未经孔子审定的定论是很可怀疑的。它涉及孔子学说的精髓,故而不可不辨。其实,曾子的才华、出此言时的年龄、学问境界及其治学方式,都不足以支持其能够独知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涉及博学、修身、安人、安天下,不是"忠恕"二字可以统贯的。忠恕是拘谨的、自我限制的、但求无过的。把忠恕视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曾子自己的体会,这与曾子本人的性格和境界有关。"忠恕而已矣",不过是曾子对其所得孔子之道的精微表述,而非孔子本人的"一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