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其确立理由在于通过刑事诉讼发现案件真相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对之我国理论界尚存分歧,对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立法上亦一直未作详尽而具体的规定。有鉴于此,有必要在探讨口供补强规则的相关理论及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口供补强规则进行检讨,明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这一规则的完善。     

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刑事诉讼法证据研究

我国目前关于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定十分笼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实现该规则所预设的价值内涵。本文在研讨国内外的立法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公正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口供补强证据的范围、证明程度以及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口供补强证据制度的完善。     

论口供补强规则

本文认为确立口供补强规则是发现真实、保障人权的需要、通过口供补强规则的三个特征 ,对其必要范围以及补强证据的证明力及其证明程度进行了探讨     

刑事诉讼中口供规则体系论纲

在刑事诉讼中，完整的口供规则体系与口供的范围、口供的真实性、相关性等理论密切相关，而建立在这些基本理论之上的口供规则应当围绕取证规则、质证规则、排除规则和补强规则这四个方面构建。这四个方面的规则应当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只有构建一个完整的口供规则体系，才能保证单个规则的作用发挥到极至。     

证据裁判原则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据制度的核心原则,要求在对证据资格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和意见证据规则,在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证据补强规则。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原因包括口供本位主义、案卷证据中心主义的盛行以及庭审质证的缺失等。从证据裁判的角度出发,刑事错案的防范应当由口供本位走向物证本位,完善直接言词原则,提高必要证人出庭率,同时还要确立被告人质证权,完善质证规则,证明标准下的疑罪从无应坚持"次优选择"。     

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的口供依赖

在宪法性权利话语遮蔽下,美国刑事司法对口供仍有较强依赖。米兰达规则的变迁、辩诉交易制度的盛行都是这种依赖的突出表现。口供依赖主要是口供独特的证据价值、侦查技术局限性与诉讼成本等客观因素,以及侦查机关的利益驱动造成的。美国刑事司法通过两个途径基本实现了口供获取手段的正当化。考察美国口供依赖对我国审讯制度改革目标与路径有一定启示。     

口供排除规则的范围界定:一种基于法解释学的阐释

从实然角度分析口供排除规则,基于立法的历史背景、条文之间的体系关联和条文用语习惯的考量,中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范围不包括采取威胁、引诱和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依"两高"司法解释,"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是判断非法口供的核心要件。侦查机关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或未对讯问过程依法进行录音录像获取的口供,法律推定其为非法口供,但公诉方可通过举证推翻该推定。最后,在理解和适用口供排除规则时,应当正确理解和区分口供排除规则与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情形,并且在判断非法口供时应当与占主流的社会伦理和正义观念相契合,不得对其作限缩解释。     

论同案人口供证据价值的程序保障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案件,通过同案人口供互相印证来突破侦查,查明案件真相是司法机关常用的侦查策略。由于同案人之间存在趋利避害、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的一般倾向,其供述有虚假情况。同时,也存在侦查机关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导致的供述不真实的情形。如何保障被告人供述,尤其是同案人口供的合法性、真实性,通过制度安排,建立和完善同案人口供证据的程序保障机制,完善同案人口供证据采信规则是极其重要的现实课题。     

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制度之完善

案件事实是适用死刑的依据,但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来证明。在死刑案件中,证据问题更是直接决定着被告人的生死存亡。严格死刑案件证据制度,是提高死刑案件质量、减少和避免死刑错案的重要措施。我国应当通过确立或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规则、证人出庭制度,并提高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来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论刑事侦查期间的沉默权

文章简要阐述了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的含义,对现有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提出了质疑,对我国实施沉默权制度后将对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作了展望,并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沉默权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进行了必要的阐述。     

口供制度的历史反思与当代完善

考究了我国古代口供制度的演变，分析了其产生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的特征，探讨了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口供制度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口供，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和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机制三方面完善我国当代的口供制度。     

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适用问题研究——以念斌案为视角

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对于规范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讯问中录音录像的证据种类归属不清、审查机制不健全、程序性制裁阙如等问题,给司法实践造成诸多混乱。念斌案中存在这些问题。讯问中录音录像在证明程序性事实时属于视听资料,证明实体性事实时属于供述,其双重属性具有层次性。对于严重违反录音录像制度的行为,应给予程序性制裁、否定其证据能力。在与讯问笔录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录音录像具有比讯问笔录更强的证明力。以录音录像所记载的供述内容作为定案根据时,仍然应遵循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印证的模式分析与具体运用 ——基于中外口供证据规则的对比研究

近些年,我国口供印证规则逐渐从消极的法律规制走向了积极的法律规制,口供是否获得印证不再仅仅作为否定指控犯罪的消极条件,而是作为判处被追诉人有罪的积极法定条件.法定印证模式的口供印证规则能够弥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乏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指引侦查人员获取口供,但是这种过度限制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的证据规则也存在着诸多...     

自白的权重变化与刑事司法证明方法转向

刑事司法证明方法转向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国际趋势,在我国实现这种转向还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被告人自白具有两面性,自白的证据能力不能否定。在确认任意性自白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确立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进一步完善非法自白排除规则和自白补强规则,通过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的配合与互动,促使刑事司法证明方式逐步由偏重被告人自白转向自白之外的物证和其他证据。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原则

非法证据能否采纳为定案依据问题在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各国的具体做法截然不同。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入手,在阐释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非法证据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理论,认为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提出了建立非法口供、非法物证、非法衍生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非法证据效力相关配套制度的构想。     

论民事诉讼中的补强证据规则

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在民事案件中,指导法官运用补强证据使主证据获得证据能力,或增强主证据证明力以达到认定案件事实效果的规则,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无需考虑补强证据是否对案件事实具有独立证明作用。以法官内心确认是否是需要补强证据的唯一因素为标准,可以将补强证据规则分为“孤证不能定案”的补强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的补强证据规则,通过考察我国当前有关补强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发现还存在内涵不统一,立法规定较为散乱和滞后,举证、质证和认证阶段缺乏必要的程序和标准等问题,尚需进一步从制度、程序和释明等方面加以探讨和完善。     

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确立了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卸去了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再次收集的取证负担。但进入刑事诉讼后的监察证据仍然要接受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的审查才能作为最终定案的根据。对监察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主要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对监察证据证明力方面的审查主要以《监察法》及其条列中具体的取证程序为依托,结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对各类法定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展开,同时应将口供补强规则"置入"监察取证阶段。     

刑事诉讼中口供刍论

口供在诉讼证据中的地位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逐渐降低的过程,反映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由愚昧到科学、从野蛮到人道的不断发展进化过程。各国关于口供可采性的规定大体分为两类:其一、确认口供为法定证据,但必须加以限制;其二、认为口供不是法定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证据地位及建立口供可采性规则的研究。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原则

非法证据能否采纳为定案依据问题在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各国的具体做法截然不同.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入手,在阐释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非法证据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理论,认为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提出了建立非法口供、非法物证、非法衍生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非法证据效力相关配套制度的构想.     

非法口供的比较与述评

各国虽相继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却存在诸多不同。文章采用比较法中差异选择与具体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了各国立法与实践中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通过对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解构,从内涵、外延、非法取供的主体认定、非法取供的行为认定及其证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发现我国非法口供的内涵界定尚未包含任意性标准。非法取供主体的认定未将“因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非法取供行为的认定也对犯罪嫌疑人受到的精神折磨重视不足。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尚未将被告方提供证据或说明的证明标准明确为足以引起法官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