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的对立与统一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以"人治"为核心治国理念的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是根本对立的。然而,儒家文化中也有许多精华的东西,在法治社会中,"以儒修身"的内在修为与"依法治国"的外部规制是可以统一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论韩非的人治思想

从韩非关于法的产生(君主个人立法)、运行过程(君主逍遥法外)和法治的目的(巩固君主个人权力)来看,他的“法治”论就是君主个人独裁专制论,是地道的人治思想;势,作为权力,在推行政令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势本身并不是法,不化成法令条文、且又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正好是法治的对立物;韩非的“势”就是法治的这种对立物;韩非以权谋诡诈为中心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没有任何规矩尺度可以范围,所以它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牴牾。因此,从整体看,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其重心仍是一种人治思想。加之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派也是以人治思想为主(与法家人治思想有所不同),达就是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思想根源。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从人治到法治: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名词的变化,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后的选择。人治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其表现出的三个特征在今天已经全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理由;人治社会并非完全抹煞法的作用,只是法的作用从来都是受到各种限制的限制;法治与人治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特性决定法治对于人治的取代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正确认识法治中党的领导作用

法治就是运用法、法律制度这样的实体工具,来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的原则。纵观历史,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在西方国家中,古希腊就有法治与人洽之争。亚里斯多德主张法治,认为不凭感情用事的统治者比凭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相反,柏拉图主张人治,在他的对话集中指出,除非哲学家充任国王,国家就永远不会摆脱灾难而得到安宁。中国古代也有法治与人治之争,但都以人治主义为前提,所不同的只是是否重视法的作用而     

先秦儒法治理观念的再审视：基于结构与能动的视角

结构与能动是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传统意义上,人们一直以“人治”和“法治”来分别定义先秦儒、法两个学派的治理观念,而从结构与能动的视角来看,儒、法两家治理观念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法家以慎到为代表,表现出了过于重视结构、忽视个体的结构主义;孔子继承周代的人文传统,其“仁”的思想显示了对能动个体的重视,而其“礼”的思想也显示了其并未忽视结构因素,但儒家至思孟学派则发展为过于偏重能动的意图主义倾向。此后荀子构建“礼义之统”力图纠正儒学的这一偏向,但最终又落入儒家政治道德主义的窠臼。作为先秦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将“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权力观虽然显示了其在调和结构与能动方面的努力,但最终又沦为了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要之,先秦儒、法治理观念的争论与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围绕着结构与能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王制》篇提出了“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作为儒法两家对立局势的破冰之人，荀子引礼入法，提出“法而议”的法律思想主张，宣扬兼重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最终选择以“法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作为法律价值遵循。对于现代法治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探究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对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而议”思想对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具体操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法治理念的再检讨——读李建华、曹刚先生《法律伦理学》

“德法”之争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话题。在历史中,人们总习惯于举其一,而废其二,使二者相对立,这正是中国社会陷入人治的缘由。对于人们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法的废黜,一部分人为非作歹、恣意妄为,而一部分人则任人宰割、公民的基本权利无以保障。人治的恐怖造成的社会灾难让我们记忆犹新,畏惧人治的历史灾难而崇尚法治便成为时下人们关注的热点。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是倡导德治抑或是倡导法治似乎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依法治国是时代的进步,是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使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仅依靠法律并不能使社会…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     

《管子》法治思想论析

《管子》杂糅各家学说,内容极为宏富庞杂,全书主要以“道法”为纲要,以“法治”为核心,尤其是“以法治国”思想注重法治而不否定道德教化,倡导礼义廉耻而拒绝人治学说,深邃精湛,独具特色。《管子》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法的特征、法的作用、法的制定、法的推行、德教与法并重诸方面的论述中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本文从屈原“美政”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思想关系入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屈原社会理想的性质、内容和意义,指出“美政”的主旨在于以先王盛世为蓝本,恢复领主贵族制度的秩序之“礼”。这种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而与法家则是基本对立的。文中还揭示了这一主旨与其社会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及其倡导廉洁政治、主张举贤授能的历史意义。     

试论法与道德的冲突

法与道德同作为社会规范，二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冲突和相对的平衡。在社会主义社会，法与道德的冲突具有同质性，解决冲突的最佳模式是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挥法而固执，由人治走向法治，同时，不放弃德治，以此扩大“法治半径”，力求法与道德的全面进步。     

试论法与首先的冲突

法与道德同作为社会规范，二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冲突和相对的平衡。在社会主义社会，法与道德的冲突具有同质性，解决冲突的最佳模式是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择法而固执，由人治走向法治，同时，不放弃德治，以此扩大“法治半径”，力求法与道德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