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明清时期滇东南地区土司与封建王朝的关系

明清两代封建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对滇东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土流参治和改土归流,但由于当地土官的势力强大,外来流官实难立足,土官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从中可以看出土司与封建王朝之间存在着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

本文论述了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土官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与蒙元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其特点主要有：重用土官，土流参治，土官民族成份复杂，中央政府对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蒙元政府通过土官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明初河湟土官身份调适与建构——以李氏土官为例

为适应元明革鼎之际剧烈的政治变迁,河湟各族土官不断进行身份重构,在政治取向、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试和建构,从最初的“土流参治”、“土流参设”到“土流参任”的变迁过程中,其自身身份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宗法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本文以李氏土官为例,通过其达成明初“招番拒蒙”、“封土司民”土官职责的事迹,结合田野调查,探讨明初西北土官群体身份调试、建构上的若干特点.     

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

一、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 元朝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拢络控制,大都采用怀柔、和亲、羁縻等政策,到了元代始设土司制度,委任少数民族为首领,管理其民,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仿效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以隔绝胡、羌”之策,在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所谓军事重镇就是卫所,由土官、流官参治,但“在土流比例上,大都以官籍汉族为多”(《甘肃通志稿》)。     

论明朝初期对水西彝族地区的法律控制

明朝初期,朝廷通过设立土司、加强对土官的管理、推进司法管辖等措施,加强对水西地区的法律控制。延续因俗而治,利用水西地区特殊的政权治理彝民,实现了对水西地区的有效统治。     

2000年以来明代西番诸卫研究综述

2000年以来明代西番诸卫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政治方面主要有甘青地区土官、土司制度、土流参治及其特点以及土司家族等研究成果;经济方面主要有茶马贸易和屯田及移民垦荒等研究成果;军事方面主要有西番诸卫军事防戍体系构成、西宁卫峡榨、烽火台以及长城等研究成果;宗教方面主要有僧纲制度、藏传佛教人物和寺院等研究成果。明代西番诸卫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由真安州建城窥明代对播州的改土归流

明代万历年间发生的平播之役结束了杨氏土司对播州地区长期的统治。在平播之役后明王朝为加强对播州地区的管理在黔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修府建州就成为改土归流中重要的环节。真安州作为原播州土司辖地,在改土归流后采取划州建治,兴建州府,变土官为流官。文章以真安州修城建州为背景,论述明王朝播州改土归流对黔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     

明朝对乌江流域的治理方略与民族政策调整

明朝为促成乌江流域等西南边地的全面统治，总的指导策略是遣亲信率重兵守之，主要通过平疆固土、改置机构、驻军屯垦、筑路通驿等改进性运作模式，极力强化当地的严格控制与治理。至于面对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明朝政府则主要采用的是土官独治、土流参治、改土归流等调整性的民族政策，努力地维系着当地复杂的民族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特色分析

执政文化是执掌政权的阶级或政党的成员在其执政过程中形成的,为该阶级或政党成员所共同信守的思维方式、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广泛认可的目的指向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执政思维方式的发展性、执政价值观念的协调性和执政目的指向的大众性等执政文化特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执政文化,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治是基本环境德治是根本策略——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的问题分析

统治阶级意志实现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实行为统治阶级根本和长远意志的实现创造了环境，同时德治使这种实现成为了实际可能，它是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的根本策略。     

论"以德治国"

文章分析了"以德治国"的内涵与现实意义;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德治国"与历代剥削阶级所鼓吹的"以德治国"的本质区别,"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以德治国"需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论法治与文明的内在联系

法治与文明的一体化关系已成为时代潮流,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保障和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缺一不可。法治文明对整个制度文明起着确认、维护、保障和促进的重要作用。     

以德治国之管见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通过对西方国家道德素质教育和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分析 ,进一步理解和阐释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     

中国法治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对法治内涵的考察和制约我国法治化进程诸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走向法治不可逆转,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完善的法治,中国法治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进法治,限制人治的同时,要重视发挥道德、习俗等对社会的调节功能.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转变执政方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题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新形势、新任务、新条件下 ,要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就必须转变执政方式 ,坚持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种视角--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研究

弄清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向度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这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水平,进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宋代地方政府之官吏关系与地方政治

宋代地方政府的政务主要是由官和吏来处理.由于宋代官尊吏卑的名分非常严格,中央的政令都是下达给地方官来执行的.但官要进行统治,又必须通过吏,所以宋代虽然吏的地位很低,但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地方政府内部的官吏关系,成为决定宋代地方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但不论是官欺压或勒索吏,还是"吏强官弱",还是两者狼狈为奸,都必然造成和加深地方政治的贪腐和黑暗.期间尽管有个别清官,也能对奸吏进行惩处,却无补于宋代地方政治贪腐和黑暗的整体形势.     

论列宁无产阶级执政党纪律建设思想

纪律建设是列宁从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的问题,整饬党纪是列宁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一环。十月革命后,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俄共(布)实践相结合,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纪律建设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其思想包括维护中央权威,严明政治纪律;禁止派别活动,严肃组织纪律;整顿党风政风,严整工作纪律;开展反腐倡廉,严格廉洁纪律;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保持监察效率等措施。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治党管党的有力保证,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深刻把握列宁执政党纪律建设的时代背景,借鉴列宁相关举措,严肃党纪,永葆党的先进性与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