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危机”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意义(英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既是制度层面的利益重新分配,也是经过符号运作建立阶级身份的过程。本文通过对A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过程的考察和对其中26名员工的访谈,分析了工人阶级在产权制度变迁中共同经验到的“失业危机”;在市场与资本的共谋之下,工人阶级群体分化为有技术、有竞争力、年纪轻的“上岗”人群和没有技术、没有竞争力、年纪大的“下岗”人群。这种身份划分既是资本权力的运作也是文化符号的运作,它使“下岗”工人把问题指向自身,削弱了他们的反抗力量;“上岗”工人的共同利益明显化,并有了明确的利益诉求。在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宝成三八制与劳资关系

天津宝成纱厂为应对<工厂法>的出台,于1930年初在纺织业中率先采纳三八制.劳资双方虽均从中受益,但三八制未曾成为维系双方融洽关系的新纽带.三八制终为资方子1933年9月所废止.劳资关系是劳资双方寻求利益平衡的关系.工方不仅关心工时,还要求<工厂法>所规定的各种权益.三八制表面是工时问题,其实质则是关系生产效率、工资、赢余分配、生产管理、企业效益等综合性问题.倘若不将这一系配套问题彻底解决,劳资关系的紧张状态只能长期存在.<工厂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在内的关系工方各种福利的一揽子原则总汇,其总体实施难度远在三八制之上,对工人的保护只能更多地停留在法权与道义上,根本不可能发挥改善劳资关系的效用.     

企业文化与劳资合作——以1922-1937年之申新三厂为个案

近代企业劳资双方不乏矛盾与冲突,但这并不能否定双方寻求合作、以达成良性互助关系的史实.1922年无锡申新三厂运营伊始采取工头制,工人对工头有较强的人身依赖性,劳资关系表现为工人对工头的谨慎反抗.1925年中三试图废除工头制,遭到工头和部分工人的抵制而引起工湖.资方转而通过塑造新式工人,逐渐完成科学化管理改革.1928年,申三厂开始实行养成所制度,灌输本厂价值观,打造服从管理的工人.同时,试行劳工自治区,着力于劳工教育、福利及生活管理,工人及家属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到1933年前后,“生活共同体”性质的劳工自治区,塑造出独特的劳资双赢、互相包容、工人以厂为荣的厂区文化.申三厂在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中,产量也得到提高.劳资合作根植于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归根到底是人的管理及其企业文化的营造,而企业文化则有赖于其内部生产、生活环境与相关机制的全面建立.     

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

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法律中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缺席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观念的,也有体制的.观念的原因主要有国家主义法律观、强制主义法律观和管理主义法律观的负面影响;体制的原因则指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特别是由有关政府部门起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案)的弊病.权力的缺席是导致权力失约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为权力缺席使控权对象缺失,使权力制约失去了规范依凭,同时也使权力在法外推定有了"必要"和可能.而权力一旦在法外能够推定,则意味着权力扩张和权力失约成为必然.为此,作者提出要真正控权,就必须注重公法建设的主张.公法倘要克服权力缺席现象,需强调控权的立法宗旨、确权的立法内容、护权的立法技术和越权的法律责任.     

劳工输出、跨国生产政治与剥削关系的形成——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工输出形塑了一种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剥削关系。基于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本研究借助“跨国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这种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雇主和移工围绕加班工资展开博弈，而外劳制度对移工权利的限制及其赋予雇主的权力、不同国族移工的竞争以及跨国劳务中介的选择性庇护，使移工无论反抗还是消极服从，都可能面临加班福利缩减、加班机会丧失甚至工作丢失的困境。这种跨国生产体制具有“市场专制”性质，而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体现了国际合同劳工面临的跨国生产政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强制剥削再度出现的重要机制。     

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从《巴黎手稿》重新审视

财产权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洛克的自然权利论财产权、休谟的规则论财产权、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财产权在逻辑推进及其实践意义上差异悬殊,都与市民阶级的核心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不能抹杀其时代价值,但并不能由此认为自由主义财产权理论已趋于完美,甚至终结.马克思从逻辑和历史两个角度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有力地推进了财产权理论思想谱系的发展.     

我国中央权力结构研究

我国中央权力结构基本上分为中央指挥权、国家规范权（立法、人事、审批、决定之权）、国家操作权（元首、行政、军事、审判、检察之权）三个层次。这些权力所构成的民主集中的体式结构，在类型上高于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面式结构和奴隶制、封建制国家集权的点式结构。它把权力的统一和权力的分工有机地结合起来，摸索出科学设置最高权力的成功经验，深化和发展了人类关于国家权力的认识，并具有较高的民主性，因而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全国人大行使权力的方式、各种国家权力的地位、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上，它还存在某些不足，所以应该尽量使之完善，以提高我国中央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和治国水平。     

宏观调控权的根源

从形式上看,宏观调控权来源于宪法的授权,这种授权最初出于经济上合理性的考虑。但是经济合理性并不能成为宏观调控权的根源,这是因为在广义上,宏观调控的领域和目标都并非仅仅是经济的,而且经济合理性观还会导致某些误解。这时,将公民权利看作宏观调控权的根源似乎更合理,因为公民权利是所有权力的基础而且它还可以克服经济合理性作为根源的一些缺陷。但是,公民权利并不是宏观调控权的特有基础,而且也很抽象。实际上,权力是权衡、确认和保障利益分配关系之力,宏观调控权也不例外,只不过这里的利益是指宏观经济利益而已。宏观调控权不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它是国家职能和市场演进的产物。     

"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期待权性质之法理学分析

期待权是在民事权利的本质属性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性思维.在期待权概念基础上,通过对期待权分类标准的分析和对期待权独立性地位的重新审视,对期待权性质做出了法理学的分析和解读.传统的民事权利分类标准已经不能够将期待权纳入其原有体系,期待权有着自己独特的分类标准,结合具体的将来完成之权利才能判断和具体认定它所具有的权利属性,期待权是一种区别于物权、债权的新型综合财产权利,但它具有传统民事权利的属性.在探讨期待权研究的现实和制度意义后,强调应加强和完善期待权的研究,尽快建立健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以确保市场主体的期待利益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