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视角中的蘩漪及其置换:《雷雨》的痴情女子负心汉

如果我们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雷雨》里实际上隐藏着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原型，通过寻找这一原型，发现《雷雨》和中国文化一脉所系的文化基因，而这也标示出了曹禺戏剧创作的深层原因。而且，《雷雨》对这个原型又进行了许多置换，从而使它具有了新的独特的无穷魅力     

《雷雨》中“雷雨”意象的意蕴

曹禺在《雷雨》中运用象征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以"雷雨"意象象征和隐喻人类之外客观存在着的神秘力量。在《雷雨》的接受史中,人们对此众说纷纭,细读文本并考察曹禺的创作原意,以及作者后来对此问题的解释,方能还原经典走近曹禺。     

“雷雨意识”与电视剧《雷雨》

本文通过对曹禺的《雷雨》原著精魂──“雷雨意识”的探析，旨在从电视剧与原著的关系上来审视电视剧《雷雨》的改编，从而具体分析了电视剧《雷雨》因削弱和淡化了“雷雨意识”而留下的两处影响全剧的重大遗憾。     

曹禺《雷雨》中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

曹禺的《雷雨》中有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特别是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曹禺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充分利用了区分对比、心理分析和疯子形象等戏剧手法。而在构建《雷雨》的情节时,曹禺也使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多条线索和戏剧反讽等戏剧技巧。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雷雨》：未完成的演出

《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杰作,但迄今未见依照原样和体现曹禺创作本意的演出。长期以来,演出者和受众多从现实性、社会性维度来理解和演绎《雷雨》,超现实、非社会性的因素被忽视和遮蔽,混淆与颠倒创作理念与表现形式的关系,严重违背了曹禺创作的本意。近年《雷雨》演出异彩纷呈,呈现回归本意、不断创新的态势,但无论是演绎、重构还是解构,都不尽如意。《雷雨》的演出,任重道远。     

《雷雨》三题议

一《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剧作,也是“五四”新文学最优秀的剧作之一。问世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作者曾对它进行过多次修改,其中最大的一次修改是一九五一年的开明本。但不久,作者又推翻了开明本,只将原作作了少量改动。如果说修改是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创作的继续,那么也可以说,《雷雨》的创作过程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雷雨》的创作和修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雷雨》与欧美戏剧

曹禺是受外国戏剧影响较大的剧作家,他的处女作与成名作《雷雨》(1934)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根据评论家的提示,《雷雨》所涉及的借鉴榜样,如果将其按时代顺序排列起来,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西洋戏剧史:从古希腊悲剧家到莎士比亚,从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十九世纪俄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到易卜生,直至本世纪美国的奥尼尔,真是应有尽有。关于这些戏剧大师对曹禺创作《雷雨》的影响,我国学者不乏精细的发现与精辟     

论“存在”视野下的《雷雨》创作

《雷雨》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奉献给世人的经典话剧。作为人类灵魂的探索者,曹禺一直在思索着人的出路。《雷雨》中关于人类与天地间残忍的悲剧传达出他对人自身存在的思考。剧中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在表现人存在的梦魇和焦虑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他希望建构一个有爱、理想的人性存在的世界。     

论《雷雨》的戏剧冲突与艺术结构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 ,最初发表于 1 934年《文学季刊》第三期上 ,巴金是《雷雨》的发现者 ,是他把剧作披露于世。巴金在阅读初稿时曾“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 ,而且为它掉了泪”。 (见《蜕变·后记》)《雷雨》的问世 ,轰动了当时的文艺界。当时远在日本避居的郭沫若撰文称赞 ,“《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见《沫若文集》第 1 1卷 1 1 3页 )直到 45年后的 1 979年 ,茅盾在回忆文章中还以“当年海上惊雷雨”来赞美《雷雨》的演出盛况。中国历来只有戏曲 ,曹禺广泛吸收西方戏剧优点 ,又融进民族生活。《雷雨》的诞生是话剧艺术在中国…     

论《雷雨》对西方话剧的借鉴

<正> 一九三四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从此,《雷雨》以它强大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影响使这一“舶来品”在中国艺坛站定了脚跟.《雷雨》的成功不但在于它“第一次在较大容量和深刻性上表现了中国民族生活”,而且还在于它对西方话剧创作经验的成功借鉴.本文仅就《雷雨》借鉴西方话剧方面谈一些看法.陈瘦竹同志曾恳切指出:“假使曹禺在谈话和文章中回顾一下他学习和突破外国戏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蛮性"退化与艺术的改道--论曹禺后期戏剧创作

“蛮性”是曹禺前期创作的心理驱动力及审度人性的重要标尺。建国后,“蛮性”在意识形态的约束下逐渐退化,随之,作家的创作状态、审美取向、剧中人物的精神气质、作品的艺术风格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     

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

本文与《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是姊妹篇。主要将该墓葬呈现出来的考古真实,与可靠传世文献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相结合,对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进行探索和研判。主要结论是：1.墓葬刻石文字含有丰富而特殊的文化信息,因此带有刻石文字的器物应当是真品,而非后世伪造的赝品;2.从墓葬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可以确立真正墓主的时间、空间和身份等具体指向;3.经过种种具体指向的全面排查筛选,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应当是曹操的儿孙即曹宇、曹奂父子,而曹奂是曹魏的末代君主;4.曹宇、曹奂墓园的正式名称是王原陵,具体方位在邺县西面,这在宋代典籍中有确切而可靠的记载;5.各项指标综合比较的结果,曹宇和曹奂是真正墓主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曹操。     

理性与野性的冲突——走进《原野》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曹禺名剧《原野》,认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抗是该剧人物之间冲突的根本。文章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原理为视角,再度审视《原野》剧中的矛盾冲突,认为阶级冲突只是人物矛盾冲突的外壳,其内核是文明与人之本能,理性与野性之冲突,该冲突最终导致人自身的毁灭。     

论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

从《雷雨》的一鸣惊人,到《日出》、《原野》、《北京人》的经久不衰,曹禺的四大悲剧见证了他高超的悲剧艺术。曹禺在对生命个体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悲剧艺术的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观和悲剧表达方式。曹禺悲剧艺术风格的衍变,不仅仅是社会场景的变化,更反映了曹禺对精神世界的不断探索。同时,曹禺的悲剧格调也经历了由高调悲剧向低调悲剧的转变。     

《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略论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叙好人完全是好 ,坏人完全是坏” ,而是在基本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对人物进行了全面和多方位的刻画。尤其在曹操、关羽、周瑜、刘备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描写提供了新的视角。     

曹禺前期戏剧的三种思想资源

本文通过对曹禺戏剧的文本分析和考察曹禺的精神历程发现:曹禺在建构自己的前期戏剧时整合了基督教文化、中国道家思想、西方生命哲学等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了自己剧作独特的结构和思想意蕴。曹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与他善于整合各种精神资源有因果关系。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曹禺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蘩漪与陈白露是曹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一步探索曹禺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