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思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的实现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对推动乡村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在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现实因素制约,导致农民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为此,应通过增强农民主体意识、建设乡村利益共同体、提升乡村自治效能和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等方式,激发农民主体性,为乡村振兴培养内生动力,从而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教育督导实际困难考察

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教育督导被誉为教育机关的耳目和喉舌,对教育的兴废改革起着较大的影响。民国乡村基层教育督导工作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地方不靖、经费不足、交通食宿不便、名额不足、职责范围太广等诸多现实困难,使得基层教育督导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农村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具体实践,对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依托基层法治建设重塑了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开创了新型环境治理路径,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实践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问题.需要从构建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农村执法环境、拓宽农村环境司法渠道、培育多主体环境法治意识等路径进行优化.     

向超大规模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基层治理模式转换--百年乡村政治史背景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目前中国仍处于超大规模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为此,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取足够的农业剩余,二是维持乡村秩序。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20世纪前半期,在提取农业剩余方面的教训是大批赢利型经纪的产生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提取能力,并危害了国家维持乡村秩序的能力。建国后采取人民公社体制,使得国家得以方便、高效地提取农业剩余,但长期地大量抽取农业剩余,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村秩序难以维继。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基层治理模式的转换提出了要求和条件。当首先完善基层民主,在县、乡两级加强农民群众和农村精英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将使超大规模社会中的良性基层控制得以实现。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对乡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及存在问题的反思——以禽流感的风险应对为例

禽流感事件的发生使国家力量重新进入到乡村社会中,整顿了乡村防疫体系,极大提高了乡村防疫能力,但是乡村防疫体系还是存在乡村卫生防疫体系的不完善、信息系统的落后等根本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一方面打破国家"进入-退出-进入"乡村防疫体系的恶性循环,避免国家承担过多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克服乡村社会对国家的依赖而丧失其自治能力的困境.这就要求在乡村风险管理主体上,实现由国家本位向乡村社区自治型转变;在风险管理实践上,实现由纯公共物品提供向明晰公共物品产权转变.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问题初探

针对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研究中一些问题,主要从市场密度、集期、规模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分析方法,依据方志资料进行数量统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四川乡村市场合理的密度、市场集期所反映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性,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乡村市场发展的不同进程,展示了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在时空分布上的特点.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与当今村民自治在制度层面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与当今村民自治制度及村民委员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比较研究,系统分析二者在产生背景、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及具体职能等方面的异同,试图为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探寻更好的范式和摹本。研究发现二者在＂对民主化的解读、社会化基础、组织层次、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治理中至关重要;农民在治理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意义重大;治理须与相应时期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做好村级治理工作,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试论珠江三角洲的围董及围董会

围董及围董会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在清末与民国时期,自发组成的一种民间性基层水利管理机构。它在动员群众修筑堤围、筹集资金、防汛抢险、调解水利纠纷等方面,始终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自清末至民国,政府对围董(会)的管理与渗透虽日益加强,但其权威却始终未能深入到水利基层管理中去。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略论清末警政建立对租界警察的借鉴

租界警察作为租界的重要管理机构，是西方现代警察制度引入中国的一个窗口，是中外警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连接点。租界警察在客观上为清末警政提供了一个范本，租界警察不仅对清末的警政思想和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影响了清末京师警察机构的建立。租界警察对清末警察建立的各种影响，既是中国传统治安模式接受西方现代警察制度的改造，也是当时西方国家体制对中国管理体制影响的一个缩影。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现状分析与提升路径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为切入点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中,基层的应急管理生动体现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优越性、疫情全灾害管理的有效化等特点,但也存在着跨部门协调困难、信息壁垒、应急预案质量不佳、应急资源缺乏等问题。为提升我国基层应急管理能力,需构建全区统一调度模式,搭建大数据应急管理系统,制定合理的基层应急预案,推动储备优质应急资源,切实推进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以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基层政府公共决策的价值分析与制度保障

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决策。基层政府的公共决策由于具有服从性与执行性、权力有限性、区域有限性和直接服务性等特点,其决策的伦理向度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效能。因此,分析基层政府公共决策的伦理价值以及制度设计就显得十分必要。     

构筑基层政治文明建设新机制

基层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基层政治文明建设关键是要调整好乡村二元权力结构,进一步优化权力配置;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实现官民在选举运作中的亲和与合作;确保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真正当家作主;理顺三层关系,促进基层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刑事执法制度改革——以不规范执法制度的成因及其规制为中心

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现有刑事执法活动存在制度缺陷,如刑行交叉,缺乏独立性及严格科学的用人绩效保障机制等。改革刑侦体制、构建现代警务制度、规制违规执法,需要针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建立买单制、问责制,明确责任倒查和追究的主体,变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过程监督,”变注重“阶段性审查”为注重“一事一追责”。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论“大学生村官”计划对基层党建的意义

论述党中央开展的＂大学生村官＂计划,符合我国年轻干部成长的规律,对于缓解农村基层党建的严峻形势、促进我国农村和基层党建具有深远意义：将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增添新鲜血液;向中高层领导岗位输送后备干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