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都城建康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和最新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就六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研究中的几个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六朝定都建康“风水说”、六朝宫城(台城)“东南移说”、石头城上下两座“连营说”、狮子冲石刻墓主“梁元帝说”。     

文笔论

文笔之分是六朝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源于两汉时的文学文章之分。随着晋代文章总集编选的兴盛,文体辨析遂显示出其必要性;再加上魏晋时骈文初步形成,与散体文逐渐分途,并得以进一步发展。此二因素应是文笔之分出现的前提与条件。具体而言,六朝时的文笔,应包括“文学”中的文笔和“文章”中的文笔两种含义。前者是从文学性质上区分的,而后者则是从文章形式上区分的。     

六朝语言形式批评研究的"误区"

六朝文学批评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语言形式批评思想,这是六朝“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六朝语言形式批评为研究六朝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了一个的新视点。但长期以来,对六朝语言形式批评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分析了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指出研究观念、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和一些模糊认识是制约六朝形式批评研究的三大“瓶颈”。     

论汉未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

论汉未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王德华人们常说魏晋六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关于这一时期“人的觉醒”的具体表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宗白华先生曾着重从美学角度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     

六朝目录学新变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以"文笔说"为例

六朝时期四部分类法的逐步确立,对于文学发展而言其影响并非全然是积极的,将文体辨析限制在集部内部进行,反不能产生较为纯粹的文学观念。以当时最能体现文学独立意向的文笔说为例,文笔之分自始即在四部分类的前提下进行,但到了南朝时期,随着文学批评的不断深入,文笔论者开始本于自己的文学观念而此一前提有所突破,但终未能完全舍弃。二者间的矛盾,使得各家的文笔理论均不能贯彻到底,从而无法产生更为纯粹的文学观念。四部分类对文笔说存在此种影响的原因,是两汉以降文集创作的繁盛所导致的四部分类取代《七略》分类这一过程与文体辨析发展之间的同步性,而此种影响何以是消极的,则在于早期四部分类法实用色彩之浓重。     

试析佛教“色”范畴对六朝诗学的影响

佛教“色”范畴体现着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和“以色观空”的方法论;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启示六朝诗歌创作不弃物色,“声色大开”,山水诗和宫体诗的兴盛;以色观空的方法论则促进了诗歌理论由“物感说”发展为“直观说”,开拓出诗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论六朝“感兴说”与时代风尚

崇尚自然感兴,是六朝人普遍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原则.本文从六朝的时代风尚探讨了“感兴说”形成的广阔背景及其理论内涵.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论,主要是在“感兴说”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从美学史的演变来看,“感兴说”的创立标志着古典美学中新的审美原则的确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     

六朝“阴阳不交”论对男性“鬼交”的建构

《汉书·艺文志》中“房中”与“医经”“经方”等并列为“方技”,而《隋书·经籍志》中不再设单独的房中门类,除了修炼房中术的道教典籍外,房中文献主要被归入“医方”的门类之下,反映了六朝期间房中术与医学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的倾向。在此种背景下,房中思想对六朝乃至隋唐的疾病体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较具代表性的就是在“阴阳不交”理论下形成的男性“鬼交”。六朝早期出现了“鬼交”的疾病观念,房中家以“阴阳不交”来阐释病理,使阴阳不交导致疾病的理论从内因说发展为外因说;另一方面,“鬼交”原本以妇女为主要患病群体,但房中家的论述偏向使男性“梦交”也逐渐被纳入“鬼交”的疾病观念。男性“鬼交”是在女性“鬼交”的疾病话语形成之后,在六朝房中术的发展中被建构起来的。     

读汉魏六朝石刻札记——兼及石刻词汇研究的意义

文章通过对“居盈”、“则百”等最早见于汉魏六朝石刻的词语的解读和分析。充分说明汉魏六朝石刻在汉语词汇研究、尤其是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强调了石刻词汇研究的意义。     

拓宽加深六朝史的研究──“庆祝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侧记

拓宽加深六朝史的研究──“庆祝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侧记胡嘏，陈中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主办的“庆祝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在苏州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     

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已有记载,但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直到魏晋鸿篇<文心雕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祝尧的古赋艺术论

祝尧<古赋辩体>将风、赋、比、兴、雅、颂等六艺手法引入辞赋批评中,认为古赋艺术手法的特点是比赋合用,情、理、辞三者兼顾.祝尧的古赋艺术论与其古赋本体论、古赋流变论一起构成了他的古赋理论体系.祝尧以情为本、情在理先、理由辞出的文论思想,是对六朝情采论、宋朝情理论、辞理论的总结,开明代以来文论之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刘勰《文心雕龙》“调远”范畴考论

"调远"范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一个不太显著的文学概念,但在后人文论中却一再称引.文章考察了"远"与"调"的渊源,"远"与"调"具有审美意义开始于魏晋时代人物品藻,并开始在南北朝诗论中出现;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远"与"调"组合使用,意为情思高远,格调高超.     

试论"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确立

"清"在<文心雕龙>中被大量引用.它既是文学构成性的概念,又是文学审美性的概念,这种交叉使"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得以首次确立.这种确立与"清"所表征的审美趣味、美学理想和玄风荡拂的六朝思想文化以及刘勰原道宗经的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密切相关.     

"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

汉代的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邓后三位女性,以"成文"之思为中心命题,开始对"文"发表见解.唐山夫人的"孝道随世"说、班昭的"君子之思"说、和熹邓后的"圣人之情"说,分别回答了为何"成文"和"成文"何为的问题,成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批评之滥觞,对后世影响深远.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非经典性古典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以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释为例

在今人以当代视角重构和转化经典传统文论的大环境下,许多"非经典"文论的理论价值也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释即是其中一例。李说在当代受到关注的原因,主要是其在文学创作的审美功能和发生机制等方面的认知和发掘,与今人的研说方向相适应,而表述的理论化倾向,也贴近今人的表述习惯。本文希望通过对李说的分析,为讨论非经典性古典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现象,提供一份个案参考。     

从“美刺”到“情理”——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而多歧的范畴。汉代经学家论＂比兴＂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在郑玄那里,譬喻而兼美刺乃是＂比兴＂的意义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受毛、郑的影响,肯定了＂兴＂负载的＂刺过讥失＂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更从情理之异、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从而凸显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这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实际反映出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由此,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强调教化功能的＂比兴＂说与强调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的＂比兴说＂乃呈现出双水分流的状态。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韵”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韵”审美特征的探讨,三是对“韵”的创造与生成的考察。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韵”的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