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关于桐城派问题研究讨论情况综述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最大流派,先后统治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南北影响十几省,前后作家有六百余人。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繁兴,但自“五四”时新文学运动兴起,被斥为“桐城谬种”以后,除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进行评介外,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江海学刊》、《天津日报》、《安徽历史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桐城派的研究、讨论文章,大都收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六三年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中。这以后,很少有关于“桐城派”的文章发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八○年发表了《桐城派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     

桐城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保守角色,桐城派被斥之为“桐城妖孽”,从此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从整体上评价,桐城派对古文语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注定它必将成为新文学运动变革与清除的目标。     

桐城派散文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

清代散文，自康熙、乾隆以后，以桐城派占绝对优势。桐城派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产生于康乾盛世，因其创始人方苞、刘大相、姚斓同出于安徽桐城而得名；他们尊奉程朱理学为道统，以承继秦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结为门户，世代相传；中经造成，文人学士争相归附，弟子遍及各地，直到“五四”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才逐渐衰落。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故时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①的赞誉。桐城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代．经过了几次变化。本文试图勾勒出桐城散文在…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桐城派三题

前年曾写了《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一文。现在因为《江淮论坛》正开展对桐城派的讨论,故再就几个问题,略陈鄙见。其中一些看法虽也博采通人,但多出于胸臆;订谬砭愚,望之贤哲。桐城派在历史上的革新意义“桐城派”曾被誉为“一代正宗”,但后来又被目为“桐城谬种”。其实,把它目     

桐城派的宿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桐城派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新文化运动发起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需要一个集中了"旧文学"、"旧道德"特征的批判目标,桐城派正是这样一个符合要求的目标.当新文化运动逐渐退潮以后,桐城派是否应该被批判就成了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客观分析,以倡导白话文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晚清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人生派、艺术派的“转向”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

“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变革,新文学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如此彻底和坚决的否定,使其超越了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所能企及的最高极限。“五四”新文学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充满民族觉醒的自觉精神,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会选择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以另一方式来攻击,来破坏传统的文学乃至新的绅士文学的运动产生了。又恢复了五四运动初期的口号式的比较粗枝大叶的一种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进化论

进化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有力理论工具。它在新文学运动的三个阶段过程中,始终作为一种理论武器,推动着“五四”新文学的发展。     

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

桐城派末流虽然是新文学运动致力批判的对象.但近代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确实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再谈“桐城派”三个问题

一、“桐城派”与桐城 “桐城派”之出现于桐城,原因何在? 姚鼐的解释是“舒黄之间,天下之奇山水也。”简言之,即由“地灵人杰”。那末,何以不出于黄冈、黄梅,而出于桐城,且作者多居于桐城东乡(即今枞阳)呢?看来不象是那么简单。     

吴汝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桐城举行

本刊讯　 2 0 0 3年 10月中旬 ,由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社科联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桐城吴汝纶公学联合举办的“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学术研讨会 ,在吴汝纶的家乡———安徽桐城举行。安徽省内史学界、教育界的学者专家 5 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吴汝纶是清代最大的古文学派———桐城派的殿军人物 ,在清末的时代大变局中 ,以“兼通新旧、融合中西”为桐城派后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 ,他又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一生孜孜不倦并且身体力行地致力于探索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之路。 190 2年 ,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为了尽快…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文学评论既指文学的“评”,也指文学的“论”,这是驱动文学发展的双翼。中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于近代。近代文论的改良主义主张致力于“言文合一”的新文体的推进,其目的在于以文“觉民”。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工具革命深入到人的文学的提倡。革命文学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转向,四十年代是革命文学的广泛实践、理论也趋于完备的时期。工农兵文艺是革命文艺的继续,它完成了文学的一体制。     

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

梁启超是现代重要的文学启蒙者,革命是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正是以革命为标准,在现代性视野下,他对桐城派展开评论。凡是革命者都予以高评,不革命者都评价不高,即使批判者也受到推崇。桐城学派的成立因方东树对抗汉学的革命精神,方苞因委身清廷而受到鄙薄被称为假道学先生,戴名世因对清廷的政治批判被推为桐城派之祖。虽然桐城派批评只是梁启超实现政治目标的一部分,但却开启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后来五四桐城派批判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清一代的桐城派,不仅是文派,也是诗派。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曾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并对该派的重要作家以及流派嬗变,做了简明扼要的价值评述。郭绍虞也指出：“古文义法之谈原是桐城始补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谈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由此可知方东树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而其”综合而集大成”的业绩,就具体体现在其桐城派诗话代表作《昭昧詹言》上。方东树在论述桐城三祖鼎足而立之态势时云：“愚尝论方、…     

五四运动与文艺复兴——东西方两个伟大文学运动比较

对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是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的。许多研究者屡屡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甚至在列举它们的若干相似之处后直接称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这种表面类比和简单等同的方法并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欧洲文艺复兴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受到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客观事实,但是,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承认这个事实,而在于深入地探究欧洲文艺复兴在哪些方面影响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而后者又怎样接受了这些影     

由“尾声”向“先声”转型的理论之桥─—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许多原本可以大书一笔的章节却因人为的忽视被遗落在历史丛山的深处。自戊戌到“五四”（1897～1916）这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走向近代型，再走向现代型”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忽略的时期。它的被忽略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有关。在古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尾声”草草收场，在现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先声”，而鲜为论及少被关注。苏州大学现代文学博士杨哲声以他独特的敏锐关注到这一充满着“躁动时的不安，分娩时的痛苦和婴啼中的欢乐”的时期。他的专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从国民性思想研究、翻译观、文学观…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科学形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效果

殷华成撰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作为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形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它适合了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的需要,很快被国人所接受。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时期,传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度成为西方科学的代名词,得到了大众的普遍认可,被当作救国的不二法门。但是,传统中对马克思主义“近代科学”式的理解也造成了悖反的历史效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传人中国是一场启蒙运动,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