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练基本功

<正> 近数年来,屡承《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约写谈治学经验的稿子,之所以迟至万难推却的时候才勉强动笔,是有难言之苦的。认真治过几十年学,才会有治学经验可供别人借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我呢?五七年以后,就被当作“厚古薄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断批判;“深刻检查”尚难过关,哪敢治学!“文革”将开始,又因曾经论述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4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正> 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的两本小书:《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在北京》。此后不久,《文史哲》编辑部就要我写一篇给青年人谈治学经验的文章,而且命题为:《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不过,我迟迟未敢动笔,因为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人微言轻,对青年不会有什么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五四运动史》一书尚未写完,谈经验未免为时过早。我在上面两本小书的《后记》中都表明了这样的愿望:“将来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愿意在科学的道路上重新起步。”意思是说,希望在那两本小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完成一本可读的书。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五四运动史》就是近几年来在那两本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书成之后,总要有一篇序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向读者交待写书的经过。因此,我写下了《我是     

金圣叹是不反动的封建文人——也与公盾同志商榷

对于金圣叹的评价,一九六二年我写过《从“哭庙案”看金圣叹》(《光明日报》三月二十四日)和《也谈金圣叹》(《文汇报》十月十六日)两文。以后,公盾同志即在《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新建设》一九六三年七月)中对我加以指责。这篇文章     

再谈《诗经·周南·葛覃》——答翟相君同志

我曾写有《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一文(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翟相君同志著文《〈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对拙文所谈《葛覃》一诗的时间、产生的地域,以及全诗的诗意提出质疑,现答复如下,以就正于读者和翟相君同志。拙文旨在说明《葛覃》一诗是女奴作的,对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未详细谈及。在时间问题上,只是从“大数”上讲,“两千年前”。翟相君同志认为是“东周前期周王室的诗”,其具体时间,“在公元前770年——前600年之间”。我认为从“大数”——“两千年前”讲,无论是“东周前期”的诗,或“西周末东周初”的诗,都无矛盾,并无错误。如果要谈产生的时间,我同意金启华先生的说法,“《周南》十一篇诗中,都无事实可考,     

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

<正> 过去,我从未教过“史学概论”这门课。也没有想到过要教。最近,由于偶然的邀约,我在江南的一家学院里,试讲了这门课,积累了一点经验。记得开国之初,我与好友童书业一起开过“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他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曾积累过一点经验。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招研究生,我给我的研究生和别人的研究生讲了一门《史部目录学》。三十余年前的一点积累和五六年前的一点积累,凑起来应付当前的这个陌生任务,其中带有很浓厚的探索心理。时下出版的“史学概论”方面的三本书,我都仔细读过了;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也都读过了。在教学实践中,来证验其中的得失,和本人与书报文章间的异同。间有所得,不揣谫陋,写在下面。     

新发现的矛盾佚文五篇

说明茅盾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在答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①由此可知,茅盾同志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不少杂文,而这些杂文不但当时没有结集出版,解放后出版的《茅盾文集》也没有收入,现在《茅盾全集》正在陆续出版,收入的也不多。因此,我把这些杂文收集起来,略加注释和考证,重新发表出来,供矛盾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     

《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之二

我在考释之一(见《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里谈了“关于‘尼×’的音值”、“关于‘泥×’、‘埿×’、‘你×’的音值”以及“关于‘宜×’、‘鱼×’的音值”等三个问题志推渌醋肿⒁艏案郊臃?分别作如下考释。一、关于“(口移)×”的音值《掌中珠》里注“(口移)则”的西夏字共十一个,“(口移)足”的二个,“(口移)责”、“(口移)将”、“(口移)作”、“(口移)会”的各一个,共十七字,即:     

对于白话新体诗格律的看法

我对于白话新体诗格律问题的看法,公开发表过的只见于《文学评论》一九五九年第二期上的《谈诗歌的格律问题》一文。另外,我在自己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八月初版)一书前的“译本说明”里,也有几句有关这个问题的话。现在我把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召开的“诗的形式问题”讨论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曾发表在内部刊物《作家通讯》一九五四年第九期上)略作几处修订并加一条脚注,和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为自己编就的诗汇集《雕虫纪历1930～1958》一书写成的“自序”中的几段有关的话,一起发表在这里,供大家参考、指正。(一) 我把上次讨论会的记录从头读下来,觉得眼花缭乱,各种意见虽好,因为缺少比较一致的看法作为讨论基础,有点互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一)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９日上午，郭小川赶到中宣部转关系，下午即去《人民日报》报到。１１月３日开完中国作协为他所作的鉴定会后，他就正式在报社开始工作，了结了多年来不能离开作协这块是非之地的莫大烦恼。 时任《人民日报》国内部主任的张沛是郭小川１９３９年延安绥德的老战友，他知道郭小川在作协的处境后，建议郭不妨转到《人民日报》试试。 我知道作协内部关系复杂，他在那很不对劲。他说过作协多事，跟刘白羽等人合不来。我对他说：“你干脆来当记者，比较简单。”我找吴冷西谈了一下，他同意，说：“欢迎，欢迎。”吴跟胡乔木谈过…     

《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

读了《人文杂志》1980年第一期发表的《从长陵新出土的瓦当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谈》文),我觉得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而有些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北阪”和“六国宫室”的位置问题 《谈》文说:“汉长陵附近,即咸阳原东段,秦汉以来,谓之咸阳北阪、渭城北阪、石安原和五陵原”。这样的判定是值得研究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集解〕徐广     

“同因异果”及其他——谈因果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答张莘如同志

1984年,本人曾在《社会科学研究》第三期对孙礼同志《决定论问题的再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同因异果”说和“无原因的偶然性”概念提出质疑。张莘如同志在该刊1985年第一期发表的《试论因果联系的确定性》一文,令人惊讶地将孙文中的一些观点加到了我的头上,并从机械论角度反对这些观点。文章所涉及的几个问题对进一步弄清因果律的性质、内容、特点,以及在决定论问题上划清唯物辩证法与机械论的界限十分重要,特再申明个人的见解并答张莘如同志。     

评金圣叹批改《水浒》的问题——兼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早在四十多年以前,鲁迅就对金圣叹作过较为精当的评述(见《鲁迅全集》4卷《谈金圣叹》、《“论语一年”》)。解放后,学术界的同志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对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问题,展开过讨论。在持褒扬观点的一派中,张国光同志在1964年4月号《新建设》上发表的《金圣叹是封     

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

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2003年5月号《中华儿女》发表了《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一文。拜读之后,发现杨先生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事实的陈述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从重庆解放时起就亲身参加过对“中美合作所”有关历史情况的调查,十分清楚杨益言当年被关押过的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中美合作所”;他所谓“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中美合作所”。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前,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政保处)6位处长和科长,已随野战部队进城,于12月5日进驻了市区老街34号“慈居”(国民党原西南军政长…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再谈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答姚伯茂同志

<正> 姚伯茂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发表《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一文,对我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我想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姚伯茂同志和其他同志。姚伯茂同志的第一点意见是:拙文所说     

《蚀》的结构臆探

<正> 一般来说,紧扣题目所做的文章,结构应是严谨的。茅盾谈《蚀》的结构时,说他“是粘住了题目做文章”,然而他又说《蚀》的“结构松散”。这两者是否矛盾呢?(一)谈到《蚀》的结构,一般人都批评它松散,茅盾自己也说:写完《幻灭》之后,“我从头看了一遍,觉得结构松散,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份素材。”(《回忆录》)关于结构的松散,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曾具体论述过。它大体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三个中篇的联结上看,是松散的。《幻灭》《动摇》《追求》的人物、事件各自独立,关系不紧密。     

谈谈因果律的绝对性——对《决定论问题的再研究》一文的商榷

孙礼同志《决定论问题的再研究》一文,围绕着对必然性、偶然性及其与因果律的关系等的探讨,力图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作出新的解释和为它在机械决定论面前确立一道最后的分界线。文章一反传统之说,认为这两种决定论的真正分野,并不在于它们对必然性、偶然性和因果联系的相互关系通常所说的不同解释,而是在于是否承认世界上有“超决定论”的“纯粹的”“即无原因的偶然性”。机械决定论之成为机械决定论,就在于看不到此种偶然性,从而得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原本是严格决定了的,亦即绝对必然性的”结论。要同机械决定论最终地划清界限,就必须承认此种不受因果制约的偶然性;否则,就无法摆脱机械决定论的樊篱。因为“只要我们承认万事都有原因,承认因果联系的必然性”,     

读台湾诗人尹玲的诗

2002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与台湾女诗人尹玲相识，她送给我《当夜绽放如花》《一只白鸽飞过》两种诗集。开会回来后，我一直忙着，最近才取出，首先阅读的是病弦和白灵分别为两种诗集撰写的序。读后，让我知道了尹玲系广东大埔人，生于越南美拖。     

读茅盾的抗战杂文

茅盾不仅是著名的的小说家,杰出的散文家,而且是革命战斗杂文大军中的一员主将,在杂文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早在20年代初,他就为《文学旬刊》“写了许多杂文”,1925年又在《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不少“文学评论和杂文”。后来,有人把他和鲁迅先生并列称誉为《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抗战时期茅盾来到重庆,用他的笔为神圣的抗战鼓与呼,在写小说和剧作《清明前后》的同时,还积极从事杂文创作,获得丰收,于1945年出版了杂文集《时间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