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宪法的民族观

宪法的民族观应当呈现出多层次性 ,即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和自治权民族。自宪法诞生以来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的谱系 ,因此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 ,应当表述“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同样 ,无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状况如何 ,都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建构着各自的主权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国已从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主权民族---中华民族 ,但尚未从宪法上予以确认。“中华民族”入宪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等基础已经具备 ,因此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保障国内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华民族”入宪势在必行。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化进程和世界文化

在当前文化问题的热烈探讨和争鸣中,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文化进程和世界文化的论述,仍然没有失去其重要意义。他们始终把文化生产置于人们生产活动的整体之中,并且具体地和历史地考察了人类各个时代的物质生活进程如何制约着文化生活的进程,从而提出文化进程的三个基本阶段或三种基本类型：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交织、作为文化的文化生产、“世界文化”的形成。“世界文化”并非永远存在,而是现代大工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同“世界市场”、“世界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形成紧密相连。世界文化不是非民族的,不可能通过各民族文化的消亡来实现,也不可能凌驾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相反,它是通过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影晌和相互挑战的漫长历史进程展现出来。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

在对清雍正朝武力“开辟苗疆”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开辟苗疆”历史事件之“苗疆再造”阶段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教化措施对苗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系列深刻、深远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苗疆民族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直接的结果是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并因此带来苗疆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清政府对苗疆治理措施的审视和调整。对这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思考无疑有助于对当今国家民族政策更加认同和理解,也有助于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流程略论——湘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一

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是一种逐渐走向和谐的历史。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其主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但其总体上依然充分显现出一种“走向和谐”的大趋势。因此,“走向和谐”可以视为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突出特征。     

“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海塞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论

海塞是瑞士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一、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批判现实主义。二、沉思冥想的内省现实主义批判。三、双重人格冲突的批判现实主义。     

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立足族群认同、集体记忆的相关理论背景,选取历史记忆的理论视角分析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探讨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及其变迁的相互关系,认为族群边界是能动的,一方面藉着历史记忆来承载族群认同的根基性情感,另一方面藉着历史记忆来为趋利避害的族群认同及其变迁提供合理化解释。这对田野调查工作以及建构族群发展史工作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滇东南民族关系史格局探微

滇东南地区是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一个部分。自古以来,藏缅语族、壮侗语族等族系民族在那里交汇融合,生活繁衍。那里的各民族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又自然地进行着民族交流,并在民族交流的基础上体现着民族融合,从而展示着一幅幅民族差别、依存、吸收、互补,共求生存发展,相互联络渗透的历史画面。对此进行探索,可以从一个侧面生动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演进的历史和各民族团结共处、渊远流长的历史。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佤族国家认同的历程、现状与挑战

佤族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巩固与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通过创世神话、历史传说、反帝抗日运动、新中国初期社会改造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跨境族内对比,佤族自身建构起稳固的国家认同。然而面对诸多潜在影响因素,仍需采取一系列措施引导和强化佤族的国家认同,以维护边疆安定。     

当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分析

文章就当前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与发达地区差距拉大,一些地区农民负担较重,国家发展民族地区的有关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国家在民族地区兴办的大型工程考虑民族地区利益不够,包括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民族权益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这些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要消除民族地区不稳定因素,促进民族团结,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包括大力进行扶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此外,要对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大民族立法的力度,保障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