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哲学审视

从哲学视域科学审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侧重表现在3个方面：本质认知上,必须把握核心价值体系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结;主体力量上,注重多维整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价值目标上,着力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熔铸“兴国之魂”。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

在当前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必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主导价值观地位,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以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与道德基础。有效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必须充分认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必然性,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努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能力,着实把“引领”工作融入到文化建设各个方面,并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使其牢牢掌握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主导权。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四个基本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表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必须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标的,同时也促进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内容的不断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在规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取向、根本目标和实现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具有空间原则、系统原则和时间原则的设定,三者在统一中揭示了发展的多层面、多维度性;“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路径。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先后经历了注重意识形态建设、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先进文化建设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了中国社会文化价值,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建设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依据“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去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依据“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价值观去指导建设公民道德和大众文化,要依据“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去指导构建社会文化。     

梁启超论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站在具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鲁迅“顺自然”的家教伦理观

家庭教育伦理是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家庭教育首先任务就是要去除奴性,将儿童当“人”看,使其确立起独立的人格,要从多方面来培育人性“致人性于全”,以此来实现培育“新人”的任务;家庭教育的伦理原则就是“理解孩子”、“指导孩子”、“解放孩子”;家庭教育方法也要注重伦理性,这就是要反对以打骂的方式来虐杀孩子的天性,提倡尊重孩子天性的游戏。     

论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文化思潮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该社会基本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该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占领思想阵地;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全面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积极开展理论批判,抵制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精髓的哲学意蕴

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是文化的本体。人文精神作为文化的精神,体现着人追求自由的价值取向。人类通过文化作用于外部世界和映现自身。狭义的文化即精神形态的文化尤能体现文化功能的能动性,因此人们通常用文化来特指精神形态的文化。精髓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之与文化的本质区别开来。核心价值体系既是文化中的最精粹部分,又对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前者,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上层建筑中由精神形态的价值所组成的体系,通过意识形态在文化中以“精神的太阳”方式,集中体现着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从而成为最精粹部分。关于后者,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文化的批判,体现了文化对自身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对文化发展中的导向和凝聚作用上。超越不同于发展,文化在超越自身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化,就是文化在其两大功能能动性发挥中的异化。     

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亚文化的“新风格化”

青少年亚文化通过一系列符号系统表达自身独特的风格化追求,这种风格化在现代社会与新媒体结缘,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亚文化的表达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后现代性和社会观中对话语权的争夺,具体表现在个性追求和娱乐精神方面的“新风格化”。在文化意义上,这种“新风格化”与主流文化既存在着矛盾与抵抗,也存在着联系,同时,“新风格化”也在引领着新的主流文化发展的方向。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恐同症”的根源——基于宗教、现代性和文化的阐释

西方社会的宗教是产生恐同症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宗教话语和道德实践中同性恋行为与非生殖的异性恋行为共同遭受惩戒。促成同性恋身份的现代性条件本身孕育着恐同症,同性恋特质与工业社会的科层制组织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性人格和商业精神格格不入。在“文化失范”和“道德恐慌”的压力下,社会倾向于将性越轨视为社会失序的象征,同性恋群体成为“社会病态”的替罪羊。在文化阐释的范式看来,恐同症是“性别主义的武器”,同性恋对居于支配地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攻击同性恋者有助于强化既存的性别阶级结构,因而恐同症成为对性别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形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中的“核心”与“大众”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是在社会群体利益不断分化,价值需求多元化,甚至庸俗化的现实背景之下展开的。当人们已厌倦、摈弃了以往的权威主义、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强行灌输或脱离人民群众的抽象教育之后,真正地面向大众、立足大众、依靠大众,根治社会腐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把“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具有法治和民主意识的公民社会发展相结合才可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浙军”的现代境遇

“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浙军”取得了独特 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表现在吴越风情、吴侬软语和江南文体三方面。与此同时 ,“文学浙军”也面临如下挑战：对吴越传统文化的正确体悟问题,如何面对上海文化带来 的影响及缺乏创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问题。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与“范式转型”——以E.P.汤普森为中心

E.P.汤普森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对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定义展开批判,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定义的多重面向。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积极从欧陆寻求理论资源,引发与英国本土以经验为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争。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不仅偏离了利维斯主义狭隘保守的“文化”观念,将文化的意涵进一步扩大到日常经验,并且重视“文化”作为激进政治载体的抵抗潜能。同样,围绕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经验”与“理论”的思想交锋,既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范式转型,也为当下学界重返伯明翰,进而理清文化研究的理论系脉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