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我国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基于 “公民性”视角的考察

从2007年厦门px事件至今,我国邻避冲突一直呈上升趋势,给项目建设与社会运行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尽管已尝试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功能性策略以加大防控力度,却仍未能摆脱“上马-反对-停建”的困局。究其原因,现有对策大都聚焦于对政府或企业行为的诟病与矫正,却对冲突中的公民素养与行为缺乏关注与引导。邻避冲突既是公民“主体和权利意识”等“一阶公民性”不断成熟的产物,也暴露出责任感、理性观等“二阶公民性”的不足和“公利精神”、“妥协意识”等三阶公民性的欠缺,有必要从知识、技术、价值等多方面对公民性进行培育,从而为冲突化解提供支撑。     

“互动式”参与:一个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理论框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新时代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互动式"的特点。"互动式"政治参与强调政府行政推动与民营企业家自主参与相结合,其深层次的逻辑结构则是政治参与制度与参与主体理性的互动。本研究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出发,认为主体理性是其逻辑出发点、好的政治参与制度是其关键要素、个体与制度的互动是其实现形式,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有益有效的民营企业家"互动式"政治参与。该解释框架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将进一步深化学界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理解;同时也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公民参与形式的类型及其适用性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公共政策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公民参与形式的设计和选择直接关系到参与的结果及有效性,进而影响到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尽管公民参与形式选择的有效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人们仍可以采用一些规范性标准来评价公民参与形式的有效性,从而有助于公共管理者在不同的政策背景和目标下,理性地对公民参与形式做出选择。     

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社会运动析论

摘要： 中国“本土化”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可称作是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最广阔的战场”,其不仅受到世界绿色政治和生态运动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且也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环境污染恶化背景下,由中产精英人士与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积极推动和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近年来,在怒江反坝运动、金沙江环境公益维权运动等一系列环保社会运动中,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无论在资源动员还是组织联盟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该运动的兴起,反映了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性因素。然在现有体制背景下,中国式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虽能积极寻求与政府的互动机会和“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制度渠道获取合法性以及国际资源等,但是仍缺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支持力,同发达国家公民社会运动在社会资源动员、组织结构网络、人力资源、专业技术、行动能力等方面相比较还存在许多不足与问题。尤其是在“管制”、“控制”社会秩序刚性稳定观的思维方式下,中国国情下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还面临着传统发展模式强大惯性、“特殊利益集团”阻挠、公民社会欠成熟以及不同话语分歧等困境,是政府与社会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重要变量。   　
　
 Resources, Institution and Capacity: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s of Today)     

经济社会发展与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机制的创新——以浙江公民政策参与为例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受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领域、深度和方式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公民公共政策参与逐步从个体参与转向组织化参与,从对个别环节的参与转向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对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转向对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转向多元参与模式。为使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取得新进展,应开发更多的政策资源,提供更多的制度供给,培育公民更高的参与技能。政府应坚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广泛吸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健全公民政策参与的法制体系,保障公民参与权的有序行使;发展社会组织,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持;实施公民教育,提高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能力与素质;加强对新媒体的应用和管理,健全现代传媒的民意反馈机制。     

论社会参与反腐败能力的提升

在现有的中国特色“体系反腐”基本框架之下,进一步加强社会参与,构建以社会参与为重点的“异体反腐”新思路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参与反腐败,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是关键。首先,要提高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意识,消除体制内反腐的依赖性;其次,要提供社会反腐的信息支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腐败独行”;再次,要构建社会参与反腐的法律体制,确保参与者的权益;第四,要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加大网络反腐;最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自身的纯洁性。     

论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

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将成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网络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直接互动。在网络环境下,应着重围绕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网络素质,建立面向社会的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以加强网络参政的法制建设等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和深度。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构成,在实现过程域中多主体协同合作、互联互通及提升供给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之义。而塑造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的“复合型”参与,是重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寻求“供给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价值链”理论和复合治理理念的引入,为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内部行政化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组织参与供给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图示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能,有赖于协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公共物品复合主体内部不同供给结构间的糅合互动、相互支撑和互惠共享,准确把握社会公共需求的“脉搏”,及时应对公民多样化公共需求。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公民参与权的根本途径。公共政策制定中有了公民参与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怎样寻找到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最佳结合点,为此政府应该不断创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保障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公民的参与权利。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角色定位

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常态化的趋势。研究公共危机问题必须使用新的理论视角。在治理理论看来,公共危机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共同的事业。那么,公民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色应是发现灾害危情和提供专业建议的预防者、危机应对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信息反馈者、公共资源筹集与分配的监督者、灾后重建实务性功能的具体承担者。当然,公民参与角色的有效扮演需要实现与政府角色的协同。     

协同治理与公民参与的逻辑同构与实现理路

协同治理的视角使人们看到公民的思想意识与公共利益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民参与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社会各系统的协作参与、多元交互回应机制及理性的公民参与,可以促进社会各系统在公民参与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克服公民参与的内在缺陷,由此促进协同治理的实现。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道德能力

现代化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指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自主决定公共政策的议题、程序,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对公民社会的自治,这种参与要求公民具有理性的自我认识能力、基本的正义感能力以及形成合理的善的观念的能力作为前提.公民的这些道德能力的形成的保证是公民拥有参与公共活动的基本财富与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基本形成.     

公共行政与公民参与的关系

阐述了公民参与问题的由来,指出当代行政民主是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为其主要标志,公民参与的作用是公共组织公共性的重要体现;同时进一步对公共行政中的公民直接参与模式与传统间接参与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公共组织理论需要公民参与理论的补充与修正。     

组织化有序参与：扩展公民参与的新思路

公民参与碎片化是导致扩展公民有序参与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使公民参与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因此,要通过激活群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治理和释放NGO的社会治理活力来实现公民组织化有序参与。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确保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我国目前正在逐步推广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应通过合理的制度构建,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努力创造出既与世界文明潮流相一致,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良好状态。     

环境风险中政府信息公开与民众参与的博弈研究

通过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博弈分析,研究政府公开三种不同类型环境风险信息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分析民众参与对政府公开环境风险信息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在民众参与缺失情形下,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为避免承担信息公开成本,政府隐藏第II类环境风险信息;引入民众参与不能促进政府公开第I类环境风险信息,仅在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时,政府才有可能公开第III类环境风险信息;对于第II类风险,仅当政府确信民众参与必然发生,同时民众确信其参与后政府必然采取风险应对措施时,政府才会公开环境风险信息,民众能够参与政府风险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