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评“五四”前后胡适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我们对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后胡适的思想,也应持这种态度。一方面要把他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看他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他的反动性,这就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来阻碍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反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本文就这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胡适的主义

在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的日子里，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多。当时他写道：在同这场运动最优秀的积极分子接触时，我觉得新文化运动将给世界提供一些新的具有永久意义的精神财富①。现在，２０世纪已经过去，世界各地的巨大变化给新文化运动中不同观点的合理性问题提供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研究新文化运动，重新观察当时各派的主张，也许能发现杜威所预期的中国现代学者具有国际意义的思想贡献。杜威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最优秀的积极分子显然包括胡适。他是杜威的学生，也是这场运动影响最大的领袖之一。对于胡…     

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胡适的所谓“史学”,主要是他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三十馀年,流毒至今未熄。现在一般人对於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言论,甚至文学理论,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信仰。唯有对於他的史学,尤其是对於他的史学中的“考据学”,却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而对於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更是多少有点留恋;这还是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实际上胡适的“考据”方法是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刍议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1]由此可见,方法论在胡适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正是其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长     

胡适的假改革主义

<正> 胡适的思想模式一般说来,胡适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素。有时,他全面谴责中国传统,但却经常主张要逐渐地、“有机式地吸收”西方文化。1929年他以提倡全盘西化而著称。胡适在晚年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宣称他的文化学说的目的是使“古老的(中国)文化重复活力”,但他并未对此提出任何理智论证。胡适一生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变化无常,但他关于中国传统和“西化”的思想混乱,却并非由于这个缘故。他后半生仍然顽固坚持他在五四时期有关中国传统和西化的每个主要观点,这倒确是他的思想特征。     

试论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政治主张——兼评“问题和主义”之争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复杂而又不容回避的人物。他在学术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亦尽人皆知。就“五四”时期的胡适而言,如果说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激进的批判态度,容易引发人们共鸣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所持的保守主义的改良主张,却很难获得人们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甄别评价其政治思想时要比肯定其文化成就更加困难。本文通过对胡适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质内容与历史作用的分析,对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的定论提出质疑。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李安增刘煜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史学界曾给予长期关注与评说。一般教科书和多数论者认为，在论争中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是“恶毒的挑战”，这场论争是“两种敌...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辨析

取消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一种达到背弃党的地步的机会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相容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也不乏错误的主张,但他的错误并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错误或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     

胡适被“逼上梁山”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致力于新文学革命,提倡白诗文,写作白话诗,成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这自然与他接受国外教育和他的实验主义哲学等思想有关,但也与他受到当时一班留美的文人朋友的反驳有关,其中有梅觐庄(光迪)任叔永(鸿(?))唐擘黄(钺)等人。梅觐庄竭力反驳胡适把中     

论当代中国“主义”与“问题”的统一观

所谓“主义”，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它像一面旗子，引导队伍进行革命和建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主义”。所谓“问题”，这里说的是革命和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当代中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把中国发展起来。因此，所谓“主义”与“问题”的有机统一，乃是指我们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主义”与“问题”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     

问题与主义

劳动者“主体的黄昏”与理想和现实的背离是当代中国社会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和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些现象的出现也许在所难免,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使其产生的阵痛少些,更为公正和人道些。为此我们应该研究问题,梳理主义,应以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同时吸收一切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以民主与法制来约束权力,以正义与责任来约束资本,以可持续发展观来指导政府的行为,以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来造福于民众。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90年前五四运动后不久由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影响深远,但由于对发起的复杂背景缺乏疏理也产生了文本误读,或因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而有所误解。本文在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查了论争发起原因、论辩内容及后人评价。认为论争是从学术角度谈论政治,旨在破除“假、大、空”,注重实践,其思想解放的警示意义至今仍在。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191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本文从论争双方对"问题"性质的界定、解决"问题"方法、"主义"的两面性即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层面以及"问题"与"主义"的孰先孰后等方面对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学术脉络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自五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本文认为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的论说有失偏颇,认为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有待挖掘。本文还从今天中国现实出发,指出重新思考"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